一
一九五八年夏天，十四岁的姥姥站在自家门前，望着村头人群聚集的地方，浓烟从攒动的人头上空升腾起来，像一只青面獠牙的恶鬼。姥姥手里牵着四岁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姥爷。舅姥爷不知什么时候养成不断舔衬衣领子的习惯，他饿。下巴上舌头经常舔过的地方，风干得更快些，久而久之，那一小块皮肤又薄又透明，好似贴着一片枯柳叶。
“姐，那是谁家在烧饭？”
姥姥没应声，只盯住映得火红火红的天空。
村子里被拆下百十口大锅一起捣在小高炉里，大炼钢铁。
这是狂热的一九五八年。中国大地被一股不知来向、诡谲燥热的风吹拂着，“大跃进”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8月，中央号召全国人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全国各地迅速组织起大炼钢铁的大军，几千万人集结在钢铁生产线上，到处建起小高炉，炉火日夜不熄。人们毁掉山林，伐木，砸锅炼钢，连铁锨、锄头，甚至秤砣也不放过。……与此同时，农村普遍建立起人民公社，许多地方大办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
“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喧嚣的口号像热闹的风一样，鼓噪着，吹得人耳根发痒，头脑发热。姥姥说，那时候的人生产积极性很高，好像不知道累。农忙时节有人可以接连几天不眠不休地干活，依旧情绪饱满，目光灼灼。然而建设国家的激情一旦演变成不加分辨的全民蛮干，历史的河道承载不了那么多慌不择路的热情，就可能有决口的风险；工业上大炼钢铁，农业上大放卫星，报上的粮食亩产量从四万拔高到八万，中央的征粮政策依据地方上报的农业数据而定，征粮标准水涨船高。实际上，因为大办工业造成农业荒废，人民公社体制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粮食产量已是不增反降。农村基层干部需完成下达任务，最后连农民的种粮和口粮也被拿走。 copyright dedecms
一九五八年秋，饥荒的苗头已经浮现。地荒了，上交完公粮，粮仓就空了，公社食堂的粥越来越稀了，姥姥一家和村里所有人一样隐隐察觉到了危险，但报上会上，各地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人们也就安心地做着共产梦。
而对于姥姥，更重要的是，邻村高湖亩中学成立了。
除了女性天性里不如男性对政治生活的热情外，姥姥有她更为直白的对政治不热心的原因。姥姥的父亲是地主，叔叔是国民党员，在抗日战争中都随着某一支军队去了台湾。这两顶政治帽子压得姥姥一家人在全村抬不起头来。文革时期有“黑五类”的说法，即“地主、富农、反动派、坏蛋、右派”，而他们的子女，早在文革之前，已然是一种政治贱民身份。因此，正在读六年级的姥姥，很可能被中学拒之门外。
比起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暴，姥姥更在意的是她们一家的现世安稳。因为每掀起一次政治运动，总有大大小小的雨点打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地主家庭身上。她相信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但她的政治身份似乎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对立面的；她眼见许多人受益于1949年后独立民主的新中国，可她偏偏是被专政的那一小部分；她也欢喜地将报上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念给不识字的奶奶听，弟弟就站在一边，惯性地伸舌头舔着嘴角，他那一张小脸上瘦得只剩下一双凹陷的大眼睛了；她是班上成绩前三的学生，可是，她却日日为初中的入学资格忧心，然而即便是懒散地连字都写不对几个的贫下中农子女，也能毫无悬念地走进她梦寐以求的中学大门。
我问姥姥，“你恨吗？”
她混浊的眼睛短暂地定住了几秒，“没恨过谁，就想着要能继续上学，多好啊。”
我们需要理解这“不恨”背后更为复杂深刻的缘由。它不仅仅源于一个柔弱的十四岁性格里的卑怯与避让，也不仅仅印证了人性里质地柔软的善良与包容；更不应忽视，在那个连思想情感都在集中指导下，被支配得整齐划一的年代里，姥姥所受的来自书本、社会和人群的教育里，她的态度应该是服从与领受。她委屈但不抱怨，因为她也认为那是她应得的结果；她或许会恨自己的出身及命运，但想不起来去恨体制与体制内推波助澜的那些人，因为她心底也觉得它是对的。
这逆来顺受，更值得我们深思。
二
1959年，姥姥因为成绩优秀，作为镇里四个小学的六年级生中唯一一个黑五类子女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初中。
也是在这一年，大饥荒来了。
上学就意味着要在学校食堂吃饭。那时候公共食堂的配给已被减成一天一餐。姥姥的父亲常年在外村接受劳动改造，家里只剩下自己和母亲，年迈的奶奶和年幼的弟弟。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公社食堂只配给姥姥一家四口一个人的份额。姥姥每月交四块五毛钱伙食费，当时高湖庙中学食堂的饭菜分甲、乙、丙三等，甲等一个月九块钱，丙类则四块五毛钱，学校每天发一个馍馍和一碗稀菜汤。姥姥伸出手比划，甲类的馍馍如手掌般大小厚薄，丙类体积是甲类的三分之一。姥姥一天只吃半块馍馍，剩下一半揣在怀里带回家给奶奶。那是她和母亲心照不宣的约定，母亲和弟弟吃公共食堂的那一份，她和奶奶吃学校食堂的那一份。有一回她把馍馍给奶奶的时候被弟弟看见了，他责骂我，“你把饭给咱奶奶了，你吃啥？你不是还要上学吗？！” 织梦好，好织梦
姥姥眼里有泪。
有时候，让人落泪的不是灾难，而是灾难中平凡而琐碎的温情。“我知道他怕，母亲和奶奶是在家的，他怕我哪天死在上学的路上不回来了。”村里有出去拾野菜充饥的人，跪在田里头身子一歪，死了。而姥姥为了祖孙俩一天合吃的一块馍馍，月底要走一次往返三十里的路。每到月底父亲会给她三、四块钱交伙食费，剩下的，她要去找大伯要。那时候，大伯在距学校十八里地之外的青疃集教书，姥姥下了晚自习，再开半小时班会，在班会的结尾默默承受老师或同学们含沙射影或直戳脊梁的挖苦，她是学校里唯一一个地主的女儿，因此代替镇上所有“黑五类”家庭在学校里接受镇上所有贫下中农子弟的耻笑，他们用毛主席语录、批斗右派的口号，张冠李戴的成语，子虚乌有地批判她的父亲或爷爷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怎样剥削过他们，而她现在是他们之中唯一的一个吃丙等饭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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