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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游识猷 编辑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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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研究生殖健康的希拉·沙拉瓦南(Sheela Saravanan)写过一本关于代孕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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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人类学系南亚研究所,沙拉瓦南教授关于生殖技术伦理和法律的课程。2009~2010年间,她在印度研究代孕,访谈了多个代孕妈妈、预定家长( intended parents,也就是客户)、以及代孕诊所。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商业代孕在印度一度是合法的。在2002~2015年间,印度一度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代孕旅游目的地”,因为当时①商业代孕合法,法律规定宽松;②有医疗设备,有会说英语的熟练医生;③费用便宜,④有大量从事代孕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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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5年印度禁止商业代孕时,印度的代孕产业规模换算成人民币大概在每年28亿,80%以上的客户来自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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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曾是最受欢迎的“代孕旅游目的地”|Mansi Thapliyal, Reuters沙拉瓦南研究的是,在合法化的日子里,印度的代孕产业到底是什么样的?在沙拉瓦南的研究里,没有一个代孕妈妈学历超过高中,这让她们收入微薄,也难以议价谈判。代孕诊所往往去寻找那些已经在卖卵或参与有偿药物试验的女性,这些人足够贫穷,也足够习惯出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然而即使如此,那些看起来更坚定更有主见的候选人还是会被淘汰掉。代孕妈妈的一切都会被定价——她的外貌、种姓、宗教信仰、肤色深浅、此前的工资、母乳状况、此前生育/代孕过几个孩子、孩子的性别如何状况如何……一般来说,高种姓白皮肤的代孕妈妈可以要求更高的报酬。第一次代孕的价格低,第二次以后因为“曾经有过合作”价格会略涨。许多代孕诊所要求代孕妈妈一直留在指定的集体宿舍内,从胚胎移植到孩子交给客户,大概一年左右。理由是①代孕妈妈继续和伴侣发生关系,可能将疾病传染给胎儿,或者怀上伴侣的孩子;②代孕妈妈原本的环境与伙食较差,可能危害胎儿健康。但这样的要求,就意味着代孕妈妈一年内必须远离自己的家人孩子,不能做别的工作,也无法自由活动。集体宿舍的环境类似青年旅社,一个屋子里满满的都是床,没有娱乐,没有电视电脑报纸收音机,连放餐桌的地方都没有。有研究者评论说,“ 即使监狱也有放风的庭院,但这些代孕的集体宿舍甚至连在房间里走动的空间都不足。”代孕妈妈们在头三个月被要求卧床,以降低流产风险。伙食一般,但分量很大。因为最后会按照出生体重来给孩子“计价”,所以代孕妈妈被要求尽量多吃,不准进行任何锻炼(以避免流产)——尽管这样会增加她们孕期和分娩时的风险。代孕妈妈住在集体宿舍,行动、生活处处受限 |Sheela Saravanan代孕的成功率并不高,有研究显示,活产率为15.8%,也就是说代孕妈妈往往要经历好几次痛苦才能生下孩子并拿到报酬。分娩强制剖腹产,不允许顺产。因为这样胎儿的风险最小。另外,法律规定最多放3个胚胎,但为了节省成本提高成功率,诊所常常会给代孕妈妈放5个胚胎,这就导致可能怀上3个或以上,以至于需要做减胎手术。在印度,代孕妈妈只能拿到总报酬的15%~25%。即使在美国,代孕妈妈也只是拿到总报酬的35%。曾经有个代孕妈妈做代孕为家里盖房子,客户在孩子出生后非常感激,而且知道了这次代孕费不够盖房子,想多给代孕妈妈钱,被诊所拦下了。诊所告诉客户,代孕妈妈们都是潜在的敲诈勒索者,多给钱会滋长对方的贪心,另外,多给钱也会让其他代孕妈妈变得“贪心”“被宠坏”。实际上,诊所的目的是让那个代孕妈妈再多代孕几次,为诊所创造更多的利润。国外客户很多就是冲着“低成本”“低人权优势”来的。在允许代孕的发达国家比如英美,代孕妈妈有保险、失业补偿、心理支持,可以选择要不要和孩子联系,如果生下孩子后反悔了想保留孩子监护权,也有很大机会能成功。而在印度,代孕妈妈几乎没什么关于代孕过程和孩子的权利。她们需要事先签合同,放弃对孩子的一切权利,需要放弃对自身的医疗决策权(默认的潜规则是,假如有意外状况,优先救治胎儿,而不是代孕妈妈优先),流产拿不到钱(哪怕是因为胚胎放多了要减胎而引发的流产),生下的孩子“不合格”拿不到钱或者只能拿到一小部分钱,而且还拿不到合同的副本。不仅如此,在整个代孕过程里,临床记录、医疗账单、出生证明……几乎都是以假名或者客户名字登记的。代孕妈妈的名字,只出现在她拿不到副本的代孕合同里。假如发生纠纷,没有合同、缺乏证据,代孕妈妈很难提起法律诉讼。即使想诉讼,财力和家庭也很可能不支持她,再说,她也基本不可能赢。不,她们会对代孕的孩子产生感情,这可能会对她们造成情感创伤。 织梦好,好织梦
在生下孩子后,代孕妈妈如果有机会继续照顾孩子一段时间,那么多半会给孩子唱歌、安抚、母乳喂养、起名字、拍照留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代孕妈妈都希望能和孩子保持联系,了解孩子的近况,看看孩子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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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是,代孕妈妈多半无法再联系客户与孩子,有时客户甚至完全对代孕者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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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代孕妈妈因无法联系孩子而沮丧痛苦。有个代孕妈妈保留了旧手机号7年,希望客户能打电话给她告知孩子的近况。 本文来自织梦
她从未接到过电话。 dedecms.com
这可能对她们造成情感创伤|Suzanne Lee, Panos London以卖淫为例,卖淫在印度是合法的,但非法交易依然在增加——许多被人口贩卖的妇女和儿童被迫卖淫。而印度被贩卖的妇女儿童人数在逐年增长,比如2016年就比前一年增长了25%。即使在荷兰和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卖淫合法化后,研究显示非法市场的规模依然是合法市场的4~5倍。还有一个观点是,“印度这么大的国家是很难完全禁止代孕的,发布禁令反而会推动代孕转入地下。”沙拉瓦南的回应是,“这就好像在说,因为我们没法制止所有对印度妇女的暴力行为,所以不应将其定为刑事犯罪。”2009年,23岁的代孕妈妈Easwari死于产后大出血。她的丈夫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代孕广告,于是要她去代孕。2012年,30岁的代孕妈妈Premila Vaghela在孕期突发抽搐并心脏停跳,,紧急剖腹产后婴儿活下来了,她没有。她的家庭拿到了100万卢比的赔偿(约10万人民币)。2010年,17岁的Sushma Pandey在取卵后死亡,她靠卖卵可以挣448美元,挣的钱用于帮助家庭。2014年,23岁的Yuma Sherpa 死于取卵造成的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除了这些死亡案例,还有许多濒死案例、造成终身的健康问题或心理问题的案例。取卵、分娩等都可能造成死亡 | Stephanie Sinclair, VII Network当一个人贫困到过不上体面的生活时,TA被经济驱动的行为并不是真正的自由选择。许多印度女性缺乏足够的食物、能源、住房、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保障……她们被迫在贫困和代孕间选择一个“相对不那么糟糕”的。当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保证时,TA的“自愿”并不是真正的自由选择。在印度农村妇女里,能为自己做医疗决策的不到一半(44.4%)。很多印度女性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决定自己何时结婚、跟谁结婚的权利。印度女性从小就被教导,家庭的需求高于她们的个人需求。在研究里,第一次代孕时,诊所会着重说服丈夫代孕是“贞洁”的。一旦丈夫接受了这点,就不会反对妻子代孕。没有任何丈夫反对妻子二次代孕。家庭往往会给代孕妈妈制定一个“赚钱目标”,达到这个目标才停止代孕。甚至有一个女性的丈夫不工作,以此来逼她多次代孕。她足足代孕了三次,实在受不了,和丈夫说她不能再做了,然后丈夫才继续回去卖菜。而她三次代孕的钱用来给家里盖了房子。她们的“自愿代孕”,真的是自由选择吗?沙拉瓦南采访过的代孕妈妈,有的想要钱来买或盖个自己的小房子,因为大部分收入都花在房租上了,所有生女孩的人都想为女儿存嫁妆,成功代孕一次能拿到的钱差不多是2~3万人民币,相当于她们打工五年的纯收入——当她们打工时,她们的收入基本上全花在日常开支上,存不下钱。做代孕是为了“终于能存下点钱,改变一点生活”。 copyright dedecms
当一个人需要出卖血肉来扶养家庭脱离赤贫时,应该救助她们,而不是帮她们更容易地出卖血肉。沙拉瓦南采访过的每一个代孕妈妈,都表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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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果不是因为赤贫,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自己肯定不会做代孕;②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接受足够的教育,以后不必做代孕。沙拉瓦南(中)与她采访过的代孕妈妈|Sheela Saravanan即使不是商业代孕,即使是利他代孕,也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等那些“自愿”为亲友代孕的女性,往往是经济较差或者需要依赖亲友的人。结果类似于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而且在利他代孕里,也会存在利益交换。英国此前的研究显示,利他代孕里往往有以“医疗费用”为名的多次大额转账。代孕之所以被合理化,一部分原因在于现在的社会认为没有后代是残疾与耻辱。没有后代者会长期感到社会耻辱、心理伤害、以及一种残缺感。这样的痛苦的确存在,也似乎给了寻求代孕一种“合理性”。然而,代孕本身,其实是让最贫困脆弱的一群女性经历更大的痛苦,侵犯她们的身心与权利。代孕为富人提供了多一种生育选项,却以贫穷女性的健康、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代孕为富人提供了多一种生育选项|Vicki Nerino所谓的“生育权”,应该是“有权决定自己何时生育、生育几个、生育间隔,并有权获得相关信息、避孕、堕胎和安全的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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