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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仁科那一段和马东、大张伟让人尬到冷汗直飙的对话，大约他们在临场换歌的行为，只能被当成傲慢和无聊了。于是仁科那么处心积虑的、行为艺术式的音乐表达方式，就有可能成为笑话：不是被津津乐道，而是被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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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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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梦好，好织梦
他和小哥之间形成了一种怪异的“惺惺相惜”：他认为小哥很可能因为他的任性，而被炒鱿鱼或者受到惩罚，所以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小哥摆脱困境；而小哥因为他们任性换歌而很可能导致评委和观众的打分不高，为他们感到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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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彼此都为对方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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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可能是故意制造的戏剧效果。因为仁科说了不止一次，而是一直锲而不舍；而小哥显然没有听出来仁科对结果毫不在意，，他有可能之前就是五条人的粉丝，知道他们的音乐表现力，应当远在这样的分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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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这可能才是五条人最本质的状态。人们看见的是换歌、是拖鞋、是架子鼓上的A4纸、是logo上的塑料袋，可是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的，是这些转型中国里的广州（五条人最早自广州出道）符号下的真实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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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曾经在早期的广州城中村中生活过的话，你会知道仁科和五条人的情绪和表现行为，多么符合一个知识分子几乎出于本能的弱势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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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都早出晚归，或晚出早归。凌晨的早餐店，和深夜的宵夜摊无缝衔接。每晚上都有人放声哭泣，每早上都有醉卧的浪子。人们匆匆经过彼此，连嫌恶的表情都来不及做出来，因为生存才是他们惟一关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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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是一个菩萨。它容纳着最卑微、低贱与失落的人。我一直感叹和感激着广东人的菩萨心肠，因为在城中村里，有着最大的慈悲和温情。恰恰，因为他们只是普通、势利和日常的小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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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就是这样变成了整整20年里，一批批年轻人寻梦的地方。没有城中村，广州就是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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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不了解城中村，就无法理解五条人的音乐。他们俩就是城中村的形象：仁科像一个住在城中村里的知识分子，而阿茂十足的就是城中村里的包租公或夜宵摊老板。
织梦好，好织梦
小人物的悲凉在城中村里最丰富了，我相信仁科和阿茂看过何止千千万万。所以他会本能地去同情现场的小哥，怕他受到了自己的连累。也许他内心里也不相信小哥真的会受到惩罚，但是这是一种忍不住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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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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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塑料的音乐，才能打动城中村里的人。形而上学的表达是给上等人的，要想让城中村的人听懂，只有把哲学变成日常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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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梦好，好织梦
我经常想起《乐队的夏天》第一季最后一集中九连真人的错愕与失落。他们还是太年轻，不像五条人那样早就已经看透了这个浮华世界的名利场，知道任何一个商业节目中，都无法允许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摇滚关怀。所以，他们就是来玩一把的，别人理不理解、接不接受，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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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歌》的创作部分来自于一个客家故事，白天是三斤狗，晚上是三伯公。讲的是普通人的势利与贪婪；《北风》讲的是一个一大早起来卖早餐的人，在严厉的北风中，怀疑着自己的命运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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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连真人和五条人一样，都是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之中。他们很年轻，教书，或者做音响租赁买卖，音乐只是他们表达生活的一种方式。他们都一样，他们并不是不懂音乐带给世界的真谛，但是对于他们来说，音乐更是改变对生活理解，并且把人从日常生活的琐屑和绝望中拔升出来的惟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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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乐早就商业化了，多数摇滚乐只是想当收割机。然而能够成为收割机的乐队只有很少一部分。所以厂牌和乐队达成了一个默契：以边缘化的形象和操作，来反攻主流。凭什么让汪峰把摇滚乐的钱都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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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给予摇滚和音乐的，从来不是优秀，而是庸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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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才是音乐可以成为一个行业的原因。任何一个行业寻找的都不是优秀，而是大众。因为市场经济决定了只有规模才有效益，而规模就是庸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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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的夏天》挺好的，起码它让福禄寿成为了公众的热爱，尽管更多是因为她们的形象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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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要记住一点就好：因为它是商业的，所以它寻求的，从来都不是优秀和纯粹。五条人走了，是因为它配不上他们的纯粹。内容来自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