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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收费手段达到环保效果的方式，也让许多消费者对实际可能发挥的作用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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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记者 | 敖瑾编辑 | 王卓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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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一早，深圳麦当劳对一次性餐具收费的新闻蹿上了微博热搜。9月15日起，在麦当劳用餐，使用包括刀、叉、勺等在内的一次性餐具，消费者需要多付0.5元。麦当劳方面表示，此举是助力环保，响应政府号召收费提供一次性餐具。 内容来自dedecms
9月1日，《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式开始实施，第四十六条规定，，“餐饮服务和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不得免费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筷子、叉子、汤匙等餐具。
除此之外，条例还对零售业和旅馆经营中涉及的一次性用品也做出了规定，“商品零售经营者不得免费向消费者提供塑料购物袋。旅馆业经营者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品。”麦当劳此举引发了网友争议。一些网友对收费做法表示支持，因为收费可以减少一次性餐具的需求，有利于环保。而也有不少多数网友则认为，麦当劳只是打着环保的旗号，变相多收费，“既然使用餐具要收费，那餐品价格应在原基础减掉餐具成本。”苹果不配充电器、耳机，麦当劳收费一次性餐具，继续限塑令之后，“收费环保”又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对一次性餐具收费，麦当劳并非第一个这样做的餐馆，深圳也不是第一个这样规定的城市。经常点外卖的深圳上班族李莹，很早就发现，外卖平台上的商家，开始把是否需要餐具，作为下单前的必点选项。“选择需要餐具，商家就会多收个几毛钱。”而早在去年7月，上海就通过《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和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筷子、调羹等餐具”，违者，“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当时，麦当劳在接受上观新闻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会在7月1日前后采取一系列动作，做到“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主要做法是在门店内的点餐区等醒目位置张贴告示，告知消费者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今年5月1日起，北京也开始要求餐饮服务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包括筷子、勺子、刀和叉子，外卖平台则默认“不勾选=不需要”模式。根据条例规定，这三地的一次性餐具收费规定都是与垃圾分类规定配套推出，推行的缘由都是“让生活垃圾从源头减量”。对于外卖平台的一次性餐具收费，李莹当时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一来是因为支持环保是应该的，而来是叫外卖时候的一次性餐具可取代性很强，平时在单位备好自己的筷子、勺子就可以了。”麦当劳这次加收一次性餐具的费用，却突然让她觉得有些不太合理。“麦当劳里要用到餐具的餐品不太多，早餐的粥和麦旋风才会用到勺子，这样大家到店用餐也不会专门带上个勺子，这样就等于变相强制消费者花钱买一次性餐具了。”在李莹看来，这样也没法做到从源头减量生活垃圾，“勺子该用的还是得用，只是变成了要花钱用，这样对环保起不到多大效果，只是让商家又多了一个多收钱的理由。”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跟李莹存在相似的想法，环不环保难说，但直接的经济收益全让商家给先占了。财经网在微博上发起了一项投票，“你愿意为一次性餐具付费吗？”在参与的4.4万名网友中，有2.6万选择了“不愿意，得下调菜品价格”。在大多数网友看来，像麦当劳一类的餐饮商家，在餐品定价中，其实已经包含了原料成本、服务费用、包括餐具在内的运营成本，一次性餐具本来就不是免费提供的，现在加收餐具的钱，那就应该在餐品价格中减去原来餐具的钱。但让商家主动在餐品中减去原来的餐具成本，可能性并不大。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在接受上观新闻采访时曾表示，餐饮商户与配送单位是否会将“节省”下来的一次性餐具成本在餐饮与服务费里扣除，属于商户与配送单位的自主经营行为，并不能强行要求。而通过收费手段达到环保效果的方式，也让许多消费者对实际可能发挥的作用产生怀疑。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指出，收取一次性餐具费用的手段和“限塑令”类似，都是通过将某种产品的使用变得“不方便”，来倒逼消费者尽可能延长相关产品的使用周期，从而在源头减少垃圾的产生。但在一次性塑料餐具这个领域，由于消费者长时间的“依赖”短期内难以改掉，所以单纯的限制提供一次性塑料餐具，而不限制该产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不一定能取得理想的减量效果，反而可能促进了一次性塑料餐具的生产销售。事实上，2008年推行的“限塑令”，在一定程度上就能说明，选择有偿使用不利于环保的用品，实际可以达到的效果，可能不如想象中大。复旦大学的周红等环境学者，曾在2008年实行“限塑令”前后，对上海市杨浦区3个居民小区塑料袋消费情况进行了调研，考察的对象是居民生活垃圾中的塑料袋。调查结果显示，“限塑令”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塑料袋的消费起到了抑制作用，居民日常塑料袋的使用量有所下降。但是，“限塑令”减量化的作用并不明显，基本局限于大超市和商场等正规零售商。对于占了消费结构近60%的无标识塑料袋，“限塑令”基本上没有起到约束作用。以至于当超市和大商场塑料袋的免费使用被限制之后，反而助长了无标识塑料袋的消费，从而架空了“限塑令”减量化的效果。同济大学的学者董晓丹等，持续考察了2007年至2011年间，上海市生活垃圾中塑料袋的含量。调查结果显示，“限塑令”实行后开始两年含量有所下降，却均高于“限塑令”实施前2007年的数值水平。而且数值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稳定后，到2011年又有所反弹，未能出现塑料袋含量持续下降的态势。研究者认为，“限塑令”在施行之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效果又没了，“或许由居民环保意识、监管力度等多方面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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