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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华北平原风声鹤唳，直系首领曹锟获悉奉军向山海关进发，战争一触即发，奉军以空中优势直攻山海关，而直军则在山脊处架起意大利制高射炮，炮火连天中，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
就在距离这场纷乱并不遥远的北京西城，察院胡同23号的一家叶姓古宅依然宁静祥和，这座静谧的“燕京旧家”诞下一女婴，她就是叶嘉莹。1937年，时任北京南苑临时总指挥赵登禹登上一座黑色轿车，轿车刚刚开到天罗庄附近，一匹死马横亘在道路中央，埋伏在四周的日军枪声顿响，北平沦陷。就在日军前线指挥官川岸文三郎下令“华北驻屯军”从永定门外的大红门通过时，叶嘉莹从母亲送给她的《词学小丛书》中，看到了纳兰性德的《饮水词》，“昏鸦尽，小立恨因谁”，那一天的黄昏还没过去，夜幕便已垂垂降临。1949年，众多达官显贵登上了一座名为“太平轮”的豪华邮轮，包括曾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王毅、袁世凯之孙袁家艺、著名音乐家吴伯超、蒋经国留俄的好友俞季虞…这座搭载“最后一批乘客”的巨轮，在舟山与满载煤炭的货轮相撞，近千人遇难。几乎与此同时，叶嘉莹与丈夫赵钟荪在基隆码头登岸，她跟随丈夫的海军部队南下，却一直回忆着临行前顾随先生的赠别，“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深夜长廊里响起一阵脚步声，叶嘉莹在台湾历经了近二十年的军事戒严后，前往美国讲学，开始王国维诗词的研究。当时图书馆为她专配一把钥匙，供她在闭馆后工作，“竟有一种感觉，仿佛静安先生（王国维字静安）的精魂就在附近徘徊。”1978年，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18户农民聚在一间小屋内，透过一盏昏暗的夜灯，在一张契约下按下了18个手印，开始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开放的序幕徐徐揭开。正是在这一年，叶嘉莹在报纸上看到内地学校需要教师，一天傍晚，她坐在窗前写信，然后穿过一片树林将信寄出，信写给国家教委，她请愿回国教书。杜甫在《秋兴八首》中有“寒衣处处催刀尺”之语，似乎错的并非凛凛秋风，而是身上的瑟瑟寒衣。个人在苍茫的历史中，更有一种夸张的变形，生命在其中变得更慢，更悠长，几乎犹如默片电影，它因携带着遥远的音节与古韵，继而整整衣襟，从容地面对命运的一切掠夺与馈赠。“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在叶嘉莹迄今将近百年的生命历程，时代的波谲云诡翻腾，那些扑面而来的浪潮，她时而侥幸避过，时而直面而上，于是“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它变得更宏大了，几乎成为哲学命题。闻一多曾在评价《春江花月夜》时如此说道，“更夐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辽阔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面前，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这是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雾坛，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叶嘉莹的诗词世界也如同这样的宇宙时空，它带着辽远的历史与巧合走向我们，其声悠扬，犹如远海之上的蓝鲸，洞察着某种更为深远的意义与由此而鸣的余音。在一个视觉时代，叶嘉莹九十多年的人生以及二十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面目或许需要用更生动的方式留下痕迹，它是一种优雅的回旋，回到过去的古诗词，回到曾经的旧时代，但它面向的则是久远的未来，某一个更想被探求的未来时刻。于近日上映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或许承载这一使命，从《他们在岛屿写作》出发的导演陈传兴，记录下了叶嘉莹在面对古诗词这一“永恒的神奇”时的微笑与记忆。当叶先生从大时代的大变故中穿梭而来走近我们，一生之中十个微小的片段被攫取，我们试图揭示由诗词相伴的一生中，她那些惊险却微妙的回忆。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旗人家庭，但叶嘉莹的祖先不是满族旗人，而是蒙古族旗人。叶嘉莹本姓叶赫那拉，其祖先部落的祖先居住在叶赫河畔。叶赫河位于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境内，河畔坐落着著名的叶赫古城，是明代海西女真四部的叶赫部发源地。我们所熟知的爱新觉罗氏族与叶赫那拉氏关系密切，努尔哈赤娶了叶赫那拉部落的女子，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便是叶赫那拉氏（孟古）所生。白先勇评价叶先生身上拥有一种“天生的华丽”，笑称可能和她叶赫那拉氏的血统有关系。2002年，叶嘉莹在席慕容的陪同下，前往叶赫古城进行了一次寻根之旅。曾经的木石结构城垣已不复存在，顺北墙而去，有一道豁口，是古城北门。登高后城内瓦砾遍地，破碎的瓦当和雕砖俯拾即是，叶赫那拉氏族中最声明显著的人物是慈禧，但这一支氏族的光辉历史如今也早已落下帷幕，但其中依然闪着光的词人，留在这世间。在申明秀的一篇文章里记述了有关中国文人雅士关于别号的小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便会给自己起名字之外的别称，比如“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别号在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绶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延至近代，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叶嘉莹的伯父是叶嘉莹的诗词启蒙人，她的第一首诗、第一个联语是由伯父指导下写就。伯父曾给叶嘉莹讲述清代词人陈维崧，他的诗歌“词采瑰玮”，曾被誉为“江左凤凰”，他也是词人中写词最多的人，别号“迦陵”。后来顾随先生要把叶嘉莹的习作拿去发表，询问叶嘉莹的笔名或别号。叶嘉莹想起伯父所讲的“迦陵”，觉得这两字和“嘉莹”声音相近，于是就用“迦陵”做了自己的别号。叶嘉莹曾在《红蕖留梦》谈到过一个有趣的问题：古往今来的那些诗人，最愿意和谁做朋友？她这么回答：“我说还是稼轩。因为像杜甫这个人，他的诗忠爱缠绵，很了不起，可是这个人好像古板一点；李商隐诗我一直很喜欢，李商隐的诗我可以欣赏，但是李商隐这个人又太忧郁了一点；所以想来想去辛弃疾这个人不但词写得好，而且这个人在生活上也是个很有情趣、很有办法的人。你看他写的词里面，他所居住的地方，要栽什么花啊，种什么树啊，什么地方盖房子，什么地方开窗子都安排得多好！我当然愿意跟稼轩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庭院文化在中国文化及建筑史中都有着重要影响，日本学者武田雅哉曾在《构造另一个宇宙》中论述中式庭院里的洞门、石阶等各种细节里所蕴含的宇宙观，“‘地穴’是连接现实世界和另一个遥远世界的通路，尽管在人类世界，这两个时空相隔甚远，不过只要穿过连接彼此的通路，移动上必经的空间和必费的时间就能一并缩减。对现实世界而言，彼端空间为‘异界’，因此在意义上，‘洞门’和那通往桃源乡的洞窟相同。”叶嘉莹的故居位于北京西城察院胡同，庭院宁静安详，蕴含着中国诗词的意境，她的诗情便是在这座富有韵味的庭院中孕育而成。可以想象，童年时期的那些雅致宁静的庭院别景，也会在而后的漫长岁月里酝酿成其诗词里的片片竹影。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这一节点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日的历史。七七事变的前后，中国文人甚至一度影响了当时的抗日格局，当时正在济南任教的老舍，受到了时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的邀请，离开妻子儿女南下武汉，开始筹建“文协”。而曾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读研，在哥大哲学系师从杜威的胡适，于1938年出任当时国民政府的驻美大使，向美国当局阐明孤立主义的危害及中美利害关系，为美国后期加入同盟国厘清障碍。当时的叶嘉莹正值豆蔻年华，这一动荡历史同样对其个人生活影响巨大，她本家世显赫，曾祖父为“佐领”，伯父是中医，父亲任职于航空署。七七事变后，其父随国民政府辗转全国，母亲在叶嘉莹考上大学之际亡故。母亲的离世对叶嘉莹的打击巨大，当时年仅18岁的叶嘉莹连写八首《哭母诗》，“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顾随是中国著名的文论大家，除了众多诗词、散文著作外，他先后在河北女师学院、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其弟子很多是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红学泰斗”周汝昌及叶嘉莹。顾随先生在叶嘉莹大二时，教授她唐宋诗课程，从此和叶嘉莹开始了六年的师生缘。在从大学毕业之后，叶嘉莹还经常赶往辅仁大学或中国大学旁听顾随先生的课。顾随对叶嘉莹也有很高的期望，1946年，顾随在写给她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叶嘉莹在《我的老师顾随先生》中如此回应，“顾先生不希望我只做一个唯唯诺诺的能够遵守师说的弟子而已，而希望我如同南岳怀让的弟子马祖道一那样，能够‘别有开发，能自建树’”。而后在叶嘉莹终于回国后，同顾随先生的女儿顾之京共同整理了当年的听课笔记，将之誊录出版，以传承和发扬顾随先生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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