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塔洛》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朴实牧民在城市的奇遇与迷惘；在《撞死了一只羊》里，我们看到了更具情绪性的影像形态，以及一套超乎单独宗教的哲思性叙事。对于这位“藏地新浪潮”的领军人物来说，藏地的意义不止在于影片的内容。万玛才旦将这些独特的素材，熔铸到了能够打动所有人的主题、风格与叙事形态之中。这正是这股浪潮能够流向世界的原因。在这样的起点上，他的新作《气球》竟然成了一部飞得更远的作品。这部将于11月20日上映的电影，依循着这位藏地创作者独特的风格与主题，但它显得更加圆熟而动人。如果说《撞死了一只羊》仍是一则微型寓言，那么《气球》就已经做得足够宏大。“一个气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部影片的起点不过是个仿佛出自孩童之口的问题。影片里的藏族孩子把玩着手中的避孕套，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些可以膨胀的玩具。但随着叙事的流淌，它的容量变得越来越大，它的内部不再只有孩子们口中的空气，还有主人公达杰与妻子之间关乎生育的尴尬问题，乃至所有藏民在时代转折点上遭遇的文化困境。最终，它竟装下了生死爱欲。诚如布莱克的“一沙一世界”所言，微渺的意象也可以映照出一个宇宙，或许这也是《气球》这简单的片名，想要表达的东西。万玛才旦以这小小的气球作为起点，勾勒出一部浩瀚却又明澈的藏地史诗。但对于万玛才旦来说，藏地从来都不是一片纯粹而封闭的圣土，他总会让这片既存的地域与不同的文化产生碰撞。无论是如诵经般阅读《为人民服务》的塔洛，还是现代语境下遵循传统寻仇的司机金巴（《撞死了一只羊》），都是典型的万玛才旦式的角色。对于这些人物来说，属于当下这片时空的身体，总是拉扯着来自过去的灵魂。这部始于孩子手中那“避孕套”气球的影片，同样呈现了这种冲突。《气球》将背景设置在世纪交界，那恰恰是计划生育推行、生育思想改变的年代。但在这片藏地，新兴的思潮与传统的观念发生了冲突。不愿生子的妻子卓嘎想要堕胎，但丈夫达杰的父亲刚刚去世，他坚信这个孩子是父亲的转世。艰难的现世与虚渺的超现实似乎难以共存，我们一时间难以辨明，那枚“气球”里装下的究竟是属于过去还是未来的生命。影片开头隔着避孕套的孩童视点，仿佛有种新生命以玩笑的方式观察旧生命的意味。对于孩子来说，这避孕套的意义仅仅是与“气球”一样的玩具，但对于大人来说，它又何尝不是一种更高级（亦或更低级）的玩具。有趣的是，恰恰是孩子们的游戏，让达杰未能用到避孕套，导致了妻子的怀孕。如果孩子们真是前人转世的话，那么这些新生命似乎构成了一种调戏成人的联盟，让这些故作严肃的个体与社会，仿佛只是在玩一场失败的游戏。作为假玩具的气球将整个藏地社群搅得天翻地覆，宗教转世与生育苦恼织成了达杰夫妇的愁绪。而作为真玩具的气球，只是嬉笑地看着这一切，无论在什么时代，它都是超越避孕套的存在，都是可以正大光明地飘在天上的东西。当然，无论是避孕套还是玩具，都只是气球在这部影片中的表层含义，甚至前者也不见得比后者更加隐晦。红色的气球，也可以是悬置的爱情。卓嘎的妹妹香曲卓玛已然出家，但她其实在人世间仍有执念。那位与她有过过往的小学教师，将她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头戴红帽的她，终究要从红色的火焰里救出自己的记忆。飘走的气球，也可以是摇荡的灵魂。它们都可以飘到那么高的地方，都可以涉足地面上的人们未知的领域。孩子们那个飘到天上的红气球，仿佛呼唤着达杰的父亲那已然逝去的生命。在《气球》这部影片里，它的形状、颜色、运动路径甚至相类似的事物，都构成了联结意象与叙事内容的线索。万玛才旦用诗意的目光，，将一系列仿佛并不相干的主题，用气球构成的桥梁连到了一起。这也赋予了这部影片极其丰富的阐释路径。生命可以追问死亡，欲望可以牵涉游戏，爱情可以联结自由。甚至喜剧与悲剧也握手言和：我们看到关乎“假气球”的玩笑时不禁咧开嘴角，但望见飞上天空的红色精灵，却又难免低首沉思。查理·卓别林曾说人生“从远处看是喜剧，近处看便成了悲剧”，但气球那层次分明的意象，似乎可以传达截然相反的意味。隔着避孕套的视点镜头是近处的喜剧，远景中联结现世与来世的画面，或许是远处的悲剧。围绕着或红或白的气球，关乎现实与想象的一切，仿佛骰子那红白点数般肆意地组合与跳动。这是一场游戏，也是一则关乎生命的谜。访谈时的万玛才旦，曾说如今的电影与文学一样，拥有着足够丰富的叙事形态与表意手段。小说家出身的他，已经用这一系列藏地电影证明，他可以用影像呈现同样动人的意象游戏。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万玛才旦在撰写同名原作小说的时候，在稿纸上写下“气球”二字，然后以它作为尺度，衡量他想探索的一切议题。而在电影之中，我们透过孩子那穿越“气球”的视线，瞥见了一段关于藏地与世界的故事。或许不是所有人都知晓藏地的时代困境与生活样态，但所有人都能用最直观的方式，体认气球的意义。正因如此，这部由藏地土壤孕育的电影，才能打动其他地域、其他国家的观众。当它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提名的时候，那些异国他乡的观众，仿佛看到了一位最陌生、却又最熟悉的朋友。电影史上的气球爱好者们，早已发现气球这一意象的可塑性。姜文告诉我们它与避孕套相似（《阳光灿烂的日子》），侯孝贤的影像勾连着摆荡的气球与缥缈的记忆（《红气球之旅》），艾尔伯特·拉摩里斯则用它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属于孩子的世界（《红气球》）。万玛才旦的这部影片，恰恰为我们呈现了它的包罗万象。它可以飘入城市、飘过藏地，可以升到空中、爆成碎片，可以红如爱情、白如虚妄，也可以承载灵魂、盛装生命。这个气球不只属于藏地，也属于终会经历生死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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