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风平浪静》是一部不够格的悬疑片，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传统悬疑。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评断，说明“悬疑”作为类型化的概念，是聪明的严谨的，在游戏性的消谑里重启英雄主义的刚性。但《风平浪静》显得不够聪明，看上去笨拙的揣测与智力低下的破绽，也并不努力打造勇敢者的游戏，但是悲剧到达了，不管我们是否准备，悲剧大多让我们措手不及。悬疑/犯罪类型的电影是容易制造悲剧感的，毁灭和死亡，懊丧与绝望，被迫的逃亡与抉择，无罪的放逐，为影片带来雾霭和台风天的沉重诗意。甚至可以说，这类带有b级片或者独立电影味道的电影在自我呈现的过程中已经被伤痕定义了，而开出的药剂是电影人的良心。在技巧上，导演将色调配乐画面做出了有些学院派的偏执，但这是精彩的，不可否认。把温馨的当下与现实的宿命割裂开来的是电影的色调光，大部分色调导演戏谑地滥用着生活的情境的暖色，而当宿命被召唤到片段，影片迅速切到冷色光，形成了某种冷静的旁观与审判，甚至是对观众警告。与暖色配合的是影片的配乐，有点爵士和布鲁兹味道的音乐重构了一个鲜明的他者，超越了经验的烘托情绪的方式，而形成了一个聆听的群落，带有轻快语调的疏离感，好像是一个旁观的看客，而身处其中的人物却无法摆脱，持续悲愁。而超现实主义的画面也常常在影片出现，关于宗教的隐喻，处处出现的神龛与石雕厂的神像，处处注视着罪过的上帝的眼睛，如同广阔的墓碑似的海——作为全片出现最多的现实物像，海是复杂的情绪的墓穴，海让一切归于平静。悲剧性在部分意义上来自于影片的叙事原型，甚至可以说是矮小的王子复仇记，导演一骑绝尘，连复仇者最后的贵族外衣都取缔了，彻底将其抛入嗜血的社会结构。快乐王子的毁灭，流浪的复仇者归来，作为失败的拯救者的女人，荒唐的兄弟联盟，迫于无奈、出卖灵魂的领导父亲，不同的是，他本应是个悲弱的女人。宋浩没有哈姆雷特的高贵的幸运，在阴谋中曾经度过短暂而快活的流浪游历，在出走的最初他已经背上了罪过，一个中产阶级的儿子为何离开他的家，，其中的理由并非是父亲移民澳洲的年轻新伴侣可以解释的。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其中另一个重要的更改是宋浩父亲的角色。他是顺从的，如同王后归顺了新的王侯，他归降的本体很难说是李氏父子或者其中之一，父权社会是他最终的归宿，他在接受持续威压的同时也在体系内为虎作伥，猴子爬树的比喻不仅是权力的情绪，也同样是悲哀的自陈。最终，宋浩的复仇对象不是李氏父子，而是将刀指向了自己与父亲。很难用自我救赎这类高贵的词语去形容这场典礼，他是想去向李氏父子寻仇的，最后的自我断绝是走投无路。而无法自拔的怅惘，才是埋在大海的坟墓里最后的秘密。弗洛伊德从俄狄浦斯那里拿走了弑父的概念，又通过一种方式掷还给现代人。宋浩有一句未竟的台词“爸，我还……”但是最后的结局又同样的模糊。还什么，怎么还。宋浩的弑父情节是从镜像开始的，是从与父亲共同完成的杀戮仪式开始的，原始的理念开始复苏，发酵为乖张的暴戾。帕慕克在《红发女人》里设置了大量关于父亲的命题，但实际上这仍然是千古的谜语，对于男性的集体秘密，同时伴有诅咒——如果想要杀死你的父亲，你必须先毁灭自己。导演同样公平地反诘女性的宿命，潘晓霜与万小宁是一对镜像，潘晓霜的回忆简直是毁灭性的召回，咬合了影片的圆形之外，结尾把书包和马尾一起甩到阳光之后的少女，在很多年后成为了之后的受害的女孩。她们一样蔑视规则一样坦荡，但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全了女性的自我牺牲，从潘晓霜给宋浩表白，到主动发生关系，甚至是最后宋浩死去之后抱着他们的孩子决然投入一个单身母亲的角色。我们看到潘晓霜在穿插回忆的长镜头中的优雅体面，完全剔除了受难的悲情与无奈。万小宁的死直接造成了宋浩的人物动机转变，最后是躺在床上的婴孩，那个未敞开的女性，如同92年的台风天孤独躺在温床上的万小宁。这是女性自我牺牲的最高的献祭，是父权社会赋予女性最后的法器。这同样让我们看到了宿命作为母题的悲剧性，影片是圆形结构的，在某种程度上，后来者召唤前人，而前人却仍在未知的无辜的境遇中完成不可避免的灾难。两对父子的命运是互相咬合的圆形结构，这也是影片最明显的照应。而这种处处留下了痕迹的照应，也形成了不得不出现的愚蠢场景，成为逻辑上的缺陷。但两者权衡，我宁愿选择影片割舍淡化情节和悬疑的技巧，用更笨拙的剧本去展现宿命论。李副市长对宋建飞，宋建飞对宋浩，宋浩对李唐，李唐对李副市长。这是一个相互施压的过程，基本延续了螳螂捕蝉的命运，李唐是那只黄雀，但当遭到反扑时，他逃向了自己的父亲。而宋建飞的命运是攥在高层的李副市长手中的，优等生少年宋浩的命运也同样在威压里牺牲，而在上游对下游的掳掠中，我们惊讶地看到，没有人试图上岸，没有人试图解脱，而被展现的是顺从与对权力的乖巧，这在影片最初的游戏厅就展现了小小的隐喻，连少年中的叛逃者都在遵循着弱肉强食的社会结构，体系内的成年人便更加无法逃脱。但弱肉强食并非是进化论的，并非是自然的选择，而是被无形的力量操控，这种力量我们可以称之为权力称之为结构，但总归是一种难言的苦痛。但他无法逃脱结构的召唤，圆形的宿命最后将宋浩召回，让他无法抽身，他试图去顺从结构，但万小宁的死让他超越了这种愚蠢的屠戮的嗜血的流动，他最终苏醒了，杀死了自己和父亲，在链条上彻底中断了罪的循环，实现了一个被动的矮小英雄的胜利。警察的形象是潘晓霜的父亲承担的，这部剧最大的叛逃在于，警察不再被放置在犯罪的对立面，而仅仅作为单薄的话语体系的守卫者而存在。这部影片完成了犯罪系统的自我消化与自我毁灭，在原始性上消解了罪对于普通人的威压。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宋浩的个人身份，他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优等生，这种身份的力量在于，他逃脱了下层社会的魔咒，而代表了一种更广阔的处境。犯罪电影的文学性一旦于肮脏土壤滋生的绝望绑定，视野将会变的狭窄。非常容易滑向猎奇的审美趣味，观众带着事不关己的俯视的怜悯注视着人物，施舍感情。而中产阶级的苦难才拥有最广阔的群落，他避免了许多讨巧的身份，转向了更加朴素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令人痛彻的现实，一种集体的现实，真实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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