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宏观层面的统筹兼顾，离不开操作层面的分工与制衡，这也可作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切入点
【财新网】（专栏作家 钟良）2016年6月24日华盛顿时间接近中午时分，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部以其前总裁康德苏命名的讲座上侃侃而谈，阐述中国的多目标货币政策，意在为外界释疑解惑。会场似座无虚席，大洋此岸亦不乏熬夜在线收听者。
吸引听众的不仅仅是演讲者执掌中国央行13年的声望与非凡经历，也不止是其身后中国经济30年来的骄人业绩，更是对中国经济何以应对挑战稳步前行的关注。尤为突出的是：一方面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依然显著，另一方面企业部门已债台高筑、地方政府债务多年攀升、人民币汇率贬值风险可观。
织梦好，好织梦
演讲的核心可以用三句话概括：中国货币政策多目标源于中国作为新兴+转轨大型经济体的国情；多目标货币政策促进了改革、发展、稳定，综合收益大于“信用增长过快、高杠杆率、影子银行”等突出的成本；改进的起点在于优化货币政策各项目标的权重。 织梦好，好织梦
演讲者将历史娓娓道来，对中国货币政策多目标的适当性解释得丝丝入理，对其中的困扰并不回避，展望前景充满信心。实事求是的正能量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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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恐怕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如中国人民银行这般肩挑数担负重前行。演讲表明，“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赋予央行的年度目标是维护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从中长期动态角度来看，转轨经济体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央行还必须推动改革开放和金融市场发展。“ dedecms.com
或许更通俗、简洁的解释是，中国货币政策或者央行多目标源于“能者多劳、有钱好办事”：一方面，“新兴+转轨”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既缺财力、又缺机制，但渴望快速成长；另一方面，中央银行控制着货币信贷的闸门，又不乏相对熟悉新机制的官员。
在更理论的层面，中国货币政策的多目标既体现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又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理念中的“统筹兼顾”。与此相应，比“货币政策”更适用于中国央行的概念其实是“金融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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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兼顾”的另一面，是权衡利弊、有所取舍。其落实是件艺术活，进则 “综合平衡”，退则顾此失彼。中国经济三十年间积累了几大失衡，可见统筹兼顾之难。
无须讳言，今日之债务问题与货币政策目标虽多但长期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关系颇深。取舍之间，“有钱好办事”若疏于节制，极易导致信用增长过快与高杠杆。 本文来自织梦
改革开放初期，以“金融支持”弥补“机制不足”、甚至“花钱买机制”颇具合理性，即使撇开向市场经济转轨需要更多货币支持经济交易的因素，货币信贷增速较快也情有可原。理想情况下，随着经济良性发展机制逐步形成与壮大，金融支持可逐步淡化、货币信贷增速趋缓、债务风险消减。但机制建设可能需要进行艰难的利益格局调整，或者与机制建设相伴的调整会在短期内带来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的成本，由此带来某些重要机制建设滞后，进而更长时期依靠金融支持实现政策目标。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体制机制建设滞后症的突出体现，既反映政企关系不清，又反映地方政府政府规范的财力与其责任不匹配、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统筹兼顾的取舍之间，理应优先考虑“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例如稳增长、发展是第一要务），难免弱化次要方面的纪律。由是，以“新老划断”为特征的渐进式增量改革时常“划而不断”。例如，2010年国务院曾明文规定，“地方政府在出资范围内对融资平台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实现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风险内部化”。近日财政部官员则解释，“前些年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举债搞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能简单对存量债务都不认”。虽然新近的处理方式体现了务实的态度，但若“划而不断”一而再、再而三，则不利于制约助成过度举债的道德危害。
毕竟，虽然中国债务问题尚不构成系统性风险，但无休止的量变总会引起质变，次要矛盾与矛盾的次要方面有转化为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危险。 copyright dedecms
其实，统筹兼顾的困难往往在于宏观上高屋建瓴的政策有时难于落实：部门与地方层面的“统筹兼顾”难免倾向于“避难就易”的取舍。真正落实宏观层面的统筹兼顾，或许离不开操作层面的制衡。这也可作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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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中央银行跨省设立大区行以超脱地方干预是为一次尝试。问题导向的改革哲学可能催生未来新的独立性实验。此番演讲对人民银行独立性的展望――“如果今后央行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目前的这种状况也可能发生变化”――暗示届时央行执行货币政策可望真正独立于其他国务院组成部门与地方政府。
但时不我待。央行似乎已试图卸下过多的重担，首先体现在希望厘清央行与财政的各自职责。央行领导们不时提及后危机时代过于依赖货币政策，司局级官员则早已论述财政扩大赤字的空间。 本文来自织梦
不过，不论分工落实机制如何完善，多目标体制下统筹兼顾的效果从根本上取决于诸目标的兼容性。例如，理想情况下，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推进可以减少经济增长对于高强度货币信贷扩展的依赖。但如果现实中某些改革推进较慢、正面效果短期不甚明显，那么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难免加剧货币信贷供给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次演讲提及的“央行在求解目标函数最优化的时候……通过权衡决策层和专家层等各方面的意见，模拟出……公允价格，作为权重系数”，不失为新颖的尝试。
本质上，此举相当于通过对权重的技术性优化，实现对目标的优化；换句话说，央行可以依此争取对货币政策目标的更大发言权。 copyright dedecms
虽然未见哪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央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可由其自定，但实践中谙熟各自政治体制的央行往往能够对最终目标予以诠释。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即为其对“物价稳定”使命的解释；而其对“就业最大化”的法定目标的量化也颇有空间。更何况，正是开放的心态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 织梦好，好织梦
演讲结尾处，执掌中国央行13年的演讲者预言，“（中国经济）转型终将会大致告成，央行目标函数将走向简化。” 内容来自dedecms
路漫漫其修远兮，谁将上下而求索？ 本文来自织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