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7月3日报道美媒称，肺癌和乙肝是中国最常见的两种疾病，然而中国面临日益上升的疾病负担和药物创新不足的困境。最近，中国国家卫计委完成了与国际医药公司首批“国家药品价格”的谈判。有三家药厂的专利药实现“降价”，用于治疗慢性乙肝和肺癌的三种药品降价幅度达到50%以上。 dedecms.com
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6月30日报道，相关公共政策学者表示，中国的药物可及性与医疗体制改革成败息息相关，中国应该如何降低药品价格，缓解疾病负担和药物创新压力？对于半年时间内有三家药厂同意给三种药品降价，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兵认为，政府出面致使企业做出让步，并不是必然的，这涉及各国在药品价格管理上的问题。而且从各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基本上秉持着一个原则，既要鼓励创新，又要保证公众利益，关键是如何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平衡。
马海兵认为，国家和政府间是处于一个平等、协商的关系，药厂是否降价是自己的自由，后果由市场和药厂自愿承担。在美国有专利保护法，为了保证药厂研发新药的动力，政府会给药厂很大的利润空间，等到专利保护期过去之后，会有大量仿制药出现，药效一样但价格会很低，因此在专利保护期内，政府应该让研发机构获得一定的利益，这样才有动力继续去研发新的药物，而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政府就要照顾大众的利益，让药物价格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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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出面和药厂直接谈判的做法，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表示他的观点有一些不同，政府出面谈判与药厂博弈，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存在的，比如英国的公共健康委员会。中国政府部门此次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谈判降价是个好事，但是降价幅度还不够。第一种治疗乙肝和艾滋病的药物已经降价很多，从原来是1500元一个月到现在的499元一个月。后面两种肺癌药物依然是十分昂贵，分别达到5000元和7500元一个月，如果综合算起来是一年十万元，这对很对普通民众来说，是很大的负担，也不是全部都能报销；而能报销的部分对于公共卫生系统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政府需要思考，如何在国际市场上担负起对于民众的责任。 内容来自dedecms
贾平说，2015年中国新增430万癌症患者，死于癌症的患者280万，与2012年相比上升了10%以上，而这也仅仅是从观测站收集到的不完整的数据。中国还有120万以上结核患者，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较高的数字，中国也是世界丙肝大国。因此，中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
贾平说，目前中国可用的艾滋病药物只有五、六种，2001年后世界范围内生产的新药，都没有进入中国市场。仅仅靠药厂的自由竞争后，绝不可能出现降价的局面。事实上，在全球大药厂自由竞争的模式下，药品价格不降反升。因此，需要增强第三世界国家的创新能力，以及仿制药的生产能力。当然，还需要药监、卫生局等部门加强一系列的监管机制和规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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