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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际，思无涯。
来源：华文好书（ihaoshu233），作者杨敏，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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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凌晨三点，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昨天，他刚刚过完112岁生日。周有光生前最著名的一句话：上帝太忙，把我给忘了。现在上帝带走了他。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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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夫人张允和去世时，他一度觉得透不过气来，但又想起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人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如果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才慢慢学会接受妻子去世的事实，因为”人生就是一朵浪花“，倏忽而来，倏忽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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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先生的家，非常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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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生前住在后拐棒胡同的一个老房子里，书房大概9平方米，两排小书橱，一张小桌子，一只红木柜，几只凳子。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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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真正退居书斋之后，周有光就坐在桌子后看书，自学电脑写作，并接待来拜访的客人。93岁时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100岁,《百岁新稿》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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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周有光是个世界主义者，百岁之后依旧关注时事，每天固定看五种以上的报纸，对世界局势有敏锐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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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客人很多，来访者需要在一个小本上写明姓名、电话和单位，因为他耳朵背，虽然戴着助听器也需要对方大声讲话他才能听得明白。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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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李泽厚拜访他，报上姓名，周有光也老老实实回答：你好，我是聋子，你写个名字，写个电话，单位。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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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面就有故事,要是没人开这个门,我自己就忘了。”他说。 本文来自织梦
从经济学转轨至语言文字改革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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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原名周耀平，出生在常州青果巷的一户普通人家，这条巷子还出了另外两位名人：赵元任和瞿秋白。 织梦好，好织梦
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搬迁苏州。他是第一批进洋学堂的学生。中学毕业后，周有光顺利考上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这也是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贝聿铭的母校。它虽是教会学校，老师也都来自英美，但言论、思想、信仰都很自由。
周有光当年进入圣约翰大学的第一天，校方要求每个人领取一张姓名卡片，上面用打字机打上每个人的姓名的罗马字拼写法。“而且学校的一切作业和文件，都得按照这样的拼写打上自己的姓名。周有光发现了以字母建档的优势，而相对来说，中文就很不方便，“需要现代化”。周有光由此萌发了研究文字学的兴趣，在圣约翰大学读书，他的主修专业是经济学，副修专业便是语言学。
1933年，周有光参加了一个群众性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期间发表的跟语言文字有关的文章，笔名取“周有光”——因为他推崇的是明代文学改革家归有光。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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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在纽约工作时，周有光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他一直感兴趣的语言文字学。所以当新中国成立之后，重新制定汉语拼音又被提到议事日程时，周有光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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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的周有光突然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当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胡愈之找到还急着要赶回上海给学生上课的周有光，让他参与一个新成立的机构“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周有光自称外行，但最后也只能服从安排，留在北京，将副业变成主业。正式进入语言文字学领域。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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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人生祸福并不可预料。日后周有光回忆起自己这次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轨，只能暗叹庆幸。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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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上海的第二年，就开始搞‘反右’运动，经济学教授当然是重点，因为我们写的文章都是英美的经济学理论。上海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沈志远自杀身亡，他是解放前唯一从莫斯科回来的经济学家。我的一个研究生王世璋，好得不得了，也自杀了。我因为换了一个行业，就不算过去的经济学旧账。所以我糊里糊涂地逃过了一个‘反右’运动，也算是我的运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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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允和的婚姻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周有光的妻子是“合肥四姐妹”之一的张允和。周有光曾将与张允和的感情形容为“流水式的恋爱”，从结婚到2002年张允和去世，两人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近70年。他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时候喝点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举案齐眉”，“是两人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再喝茶，“举案齐眉“。
合肥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因父亲是民间教育家的原因，也都受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张允和排行老二，性格热情奔放，长相伶俐，快人快语，还有一个不太雅的绰号“小活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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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上大学时，认识了16岁的张允和。张允和与周有光的妹妹是同学，便常常来周家玩。两人就这样认识。两人相恋，是张允和到上海读书，后因军阀混战，转学到杭州的之江大学。而周有光正好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念书。两人才开始了“流水式“恋爱，”而非大风大浪的恋爱“。
张允和后来回忆两人相恋，在1928年的秋天里的一个周日。两个人从中国公学大门出来，并排走在江边。他们找到一块石头坐下来，周有光从口袋里拿出一本英文版《罗密欧与朱丽叶》，书签夹在某页，刚好是写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两人在这一次约会之后正式确定了恋爱的关系。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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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婚论嫁时，周有光颇为踌躇，怕自己太穷，无法带给她幸福。张允和马上回了一封写满十几页纸的信，告诉他：“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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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二人结婚。其他三姐妹陆续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作家沈从文、汉学家傅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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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结婚没几年，抗战爆发。周有光从事金融业，无法从上海抽身，瘦小的张允和带领全家老小，一路辗转，逃到重庆。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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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狂轰滥炸下的重庆的生活，张允和后来回忆起来只有寥寥数语：“不幸中的万幸，炸七星岗的时候我在上清寺，炸上清寺的时候我在枣子岚桠，炸枣子岚桠时我又在七星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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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之后，周有光被银行派到美国学习。等他回来，内战已趋结束。原本被派到香港工作的周有光选择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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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他后来总结两人的婚姻，从很实用的角度来看，张允和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劝他不要从政。“我在国民党时期没有参加国民党，在共产党时期也没有参加共产党。其实，他们里面很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朋友。而周总理，早在重庆我们就认识，陈毅和我关系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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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曾与“七君子“关系密切。因为工作关系，他结识了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章乃器，两人颇为投缘。所以当章乃器在1935年组织救国会的时候，周有光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我们的银行界的秘密小组在什么地方开会呢？谁也想不到——在中国银行开会。下班了，银行都关门了，我们在里面开会，警车也不敢来。”他与章乃器的关系，也从业务同行，进而成为政治同道。“那时候我家在苏州，‘七君子’关到苏州，家属来探监，都是先住到我家。所以‘七君子’都是我的好朋友。‘七君子’事件中，假如当局再多抓几个人，我就要被抓了。”周有光回忆。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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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他，在政治上已隐隐有了自己的选择。但在1949年，为何没有留在香港，回到上海，他说：“国共合作抗战期间，重庆成立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会，周恩来任副主任。政协每个月召开座谈会，找一二十个人商量国家大事。每次都邀请我参加，所以我和周恩来非常熟悉......们那时候都痛恨国民党的专制，自然愿意接近共产党。而且经过抗战以后，那一代知识分子都特别爱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很快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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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观的人生态度
周有光的一生经历晚晴、北洋、民国和共和国，作为“四朝元老“，人生的许多时候都像踩在烂泥塘里，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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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最艰难的时期就是抗战八年在重庆。有一次出差回来，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同事不知去向，回到家，发现家也已被炸得精光，家人生死不明……”那种备受煎熬的滋味我们今天根本无从体会。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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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冬，花甲之年的周有光背井离乡，前往宁夏平罗“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五七干校”位于平罗西大滩，这个地方是空旷得很，一眼看上去二十里路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的。有一些人无法忍受这样恶劣的环境精神崩溃。但周有光说：“我不是下放，我不会看到这样的地方。”他本来有失眠症，去了以后，由于没有脑力劳动了，失眠症居然就好了。在干校里是不允许看所谓“闲书”的，他就看自带的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空闲时用它们做比较文字研究，还用《新华字典》做字形分析，为他以后写成《汉语声旁读音便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期间还经历了一场有趣的“大雁粪雨”。有一天周有光接到紧急通知，次日清早5点钟开会，由于会议是惯常的马拉松式会议，他戴了一个大草帽挡中午的太阳。想不到10点多钟来了一群大雁，从他们头上飞过，几万头只，黑压压的一片飞到他们头上。领头的大雁一声怪叫，大雁的大便下来像雨一样落下。不戴帽子的人狼狈不堪，大雁的大便落到头发里面，几天都洗不干净。周有光便觉得自己幸运得很，谈起来兴致勃勃。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达观的练成，是天性，也离不开后天的心性锤炼。一生经历朝代更迭，战争频仍，社会失序，如果没有豁达淡泊的心境，也很难熬得住那些艰难的人生吧。“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的这句话，也是周有光的座右铭。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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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说法，人的死亡有三个阶段，一是生理的死亡；二是被宣布死亡；三是从人们的心里消失。2012年李泽厚拜访他，他说：我实际上已经离开世界了。但这只是指身体机能的快速退化。这位生性达观、淡泊，一生追求真理和知识，一生有光的老人，在人们的心里，仍未离去。 copyright 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