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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天涯》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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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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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梁启超的教子之道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便是，梁氏一门何以能出三个院士，而其他几个子女也都是各自领域里十分杰出的人才。这种情形在今天确实能引起很多父母的兴趣，就像《哈佛女孩刘亦婷》曾一度十分畅销一样，作为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几乎没有不“望子成龙”的，他们比任何时候的父母都更在意子女能否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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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认为当今时代生存竞争演变得越发激烈和残酷，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做父母的往往尽其所有和所能于孩子的早期教育，甚至从早教发展到了胎教，以至于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和利益集团，而高额的教育费用也让家长感到负担之沉重非常人所能承载，故有所谓“生儿容易养儿难”的说法。不过，特别使人感到不满意的，是其虽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教育的一塌糊涂（不止家教）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深刻的绝望感。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梁氏家教似乎就在这种情形之下进入了大众视野。人们惊叹于梁氏一门有九朵奇葩，满门俊秀，在悠久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亦属十分罕见。探求梁氏家教的秘密，也成为众多家长的期许，看看梁启超是如何教育子女并获得成功的，他的教育方式和理念，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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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举世公认的改革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化启蒙的一代宗师，他在中日甲午战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呼吁变法维新，就以教育为突破口。他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又说：“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所谓开民智，说到底，就是要在民众中造成健全的人格。综合他的多次表述，所谓健全人格，至少应该包括：有远大的志向，有自省的能力；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学而不厌、勤于思考；善与朋友相处；有自治能力；热心公共事务；有冒险精神；自由独立；有爱国情怀等等。后来他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也是把国民教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他总结中国维新变法的历史教训认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见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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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问，这里所讲的健全人格，应该属于国民教育的范畴，和梁氏家教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不然。梁氏家教的不同凡响之处，恰恰在于他把家教视为国民教育之基础。他以为，自己的儿女都应该是人格健全，能为国家自觉承担道德责任的新式国民，而不止是梁家的孝子贤孙，只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一点也不奇怪。在一个新旧社会转型交替的时代，梁启超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兼有东西方两种思想文化的特质。一方面，他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尤为看重国民（公民）资格的养成，以为这是中国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得以进步、自强的先决条件；而另一方面，他骨子里还是儒家思想，视家国为一体，既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又很重视家风、家教在造成健全人格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欧战之后，他的思想回归传统，对西方的个人本位和自由放任提出质疑，个人对于国家、民族应该负有的责任，更成为他所期许的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内涵之一。当年他在清华学校演说，就曾把英美的绅士（劲德尔门）教育与中国传统的君子教育相提并论，以为无论中西，都“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宗旨”，“必使人人得发展其本能，人人得勉为劲德尔门，即我国所谓君子者”。他还寄语清华学子，要以“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作为人生之目标，“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那便是国家之大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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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梁启超的一贯看法，他始终认为，“教育之事，为国家前途所托命”，学校教育如是，家庭教育亦如是，没有例外。而且，家庭教育又何尝不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和先声呢？明乎此，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从梁启超到梁思成辈，再到梁从诫辈，何以梁氏一门几代人都能把家国情怀作为君子以道自任的情感归宿。抗战期间，为救病中的梁思永和林徽因，傅斯年写信给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称赞梁启超“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并说道：“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傅斯年不是梁启超的同道和门生，但他的这番话却一语中的，道出了梁氏家风与家教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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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谈梁氏的家风与家教，不能不从梁启超的早期教育谈起。至少有三个至亲的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他的祖父，二是他的父亲，还有一位是他的母亲。他们在教育梁启超及其他后辈子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梁氏的家风与家教。 织梦好，好织梦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氏，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生于新会之熊子乡茶坑村。梁启超出生时，梁氏一族迁居此地已有二百四五十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他的高祖、曾祖一直都以农耕为业，是中国乡村中最常见的普通农民，地位、财富、学识都是微不足道的。到了他祖父这一代，“始肆志于学”，一边种地，一边攻读诗书，终于考取了“生员”，俗称秀才，才使得梁家跻身于绅士阶层，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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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梁氏家风与家教的起点，或曰底色。梁启超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多次提到他们是“寒士家风”，有其“家门本色”，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在这里，梁启超的祖父为梁氏家风与家教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当时的中国乡村，除了科举，没有别的教育，私塾、家塾之外，也没有其他学校。多年以后，梁启超谈及他所看到的国民教育，还是一派放任自流的景象。官宦世家就不必说了，像梁家这种清贫的小康之家，也只有科举求仕、读书做官这一条路。这是他们改变自身及家族命运，提升其社会地位的必由之路。 内容来自dedecms
梁启超的祖父，名维清，字延后，号镜泉先生，他也许不是茶坑梁氏家族第一个走上这条路的人，却是第一个考取功名的人，尽管这功名不算高，却足以让他以“寒士”身份来设想自己家族的未来。他并无学术专长，也没有著述流传于世，不过就是个秀才，“援例捐作附贡生”，才得到“教谕”一职，管理一县的文教事业。这是一个比七品芝麻官还低一级的八品小官，却是他一生仕途所达到的顶峰。所以，他很想在教育儿子这件事上有一些作为，也就是梁启超所称誉于祖父的“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 本文来自织梦
关于“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这里先说他是如何“贻后昆”的。他有过三个儿子，长子、次子先后病故，小儿子梁宝瑛即梁启超的父亲，就成了他的唯一希望。按照族里规定，考取功名的人都能得到一份用家族“公尝”（即公田收入）奖励的“封包”。他先用这笔钱买了十几亩田，另有十几亩是祖辈留下的，加在一起就有了二十余亩。有了这个基础，可以衣食无忧了，他便辞去县里“教谕”一职，回乡过上了“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生活。他购置了一些经史类图书，又在自家屋后空地上建起一间小书斋，取名“留馀”，专为课子读书之用。但梁宝瑛的仕途并不顺利，屡试不第，连秀才都没考中。三十岁后，由于父亲经常生病，作为家中唯一的壮男，他便放弃了登科及第的梦想，回到乡里，一边耕种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六七亩田，一边在乡里教授私塾。这样，既能侍奉生病的父亲，又能督责子侄的学业，可谓一举两得。 dedecms.com
梁启超是梁宝瑛的长子。他的到来，在梁维清的心里唤起了新的希望。他曾回忆幼年时代：“王父及见之孙八人，而爱余尤甚。”在梁维清生前所见的八个孙儿中，梁启超是祖父最为喜爱的。在这个孙子身上，梁维清确实倾注了大量心血。根据现有材料我们知道，梁启超四五岁开始读书，便由祖父悉心指导。他提到祖父当时曾经教他读过两部书，一部是《四书》，另一部是《诗经》。 本文来自织梦
这应该也是梁氏家风与家教形成的关键。既然科举仕进之路是每个学子的必由之路，那么，作为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必读书，梁维清选择《四书》为梁启超发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史略、五经卒业”，至此，对梁启超来说，“四书五经”的基础教育已经完成。他八岁开始学作文章，九岁能缀千言，尽管只是八股而已，他仍以专心向学的态度认真对待。因为，“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他的努力没有付诸流水，年不满十岁，他随叔伯兄长一起赴省城参加童子试；年十二岁，便考取了秀才，补博士弟子员。
梁维清对于梁启超，除了教他读圣贤书，也很重视言传身教。至少在六岁以前，他都和祖父生活在一起。白天，他跟着祖父一起读书、玩耍；夜里，和祖父同床而眠，听祖父讲古代英雄豪杰、名士硕儒的故事。梁维清很善于利用身边的历史遗迹、人文环境、节日庆典、祭祀活动，给孙儿讲述那些沉痛的往事。梁家居住的茶坑村，离南宋王朝最终覆灭的崖山不远，这里曾经上演过全体臣民在外侮面前绝不屈服、舍身取义的悲壮一幕。后来有人在此建起一座慈元殿，奉祀帝后和死节的臣民。明朝成化年间，为了纪念抗元牺牲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位忠臣，又在这里建起一座大忠祠。此外还有忠义坛、全节庙，都是为表彰宋元之际死难的忠义、节烈之士而建的。梁家的祖墓就在崖山，每逢清明节，梁维清带领儿孙扫墓祭祖，总要从这里经过，此时他便声情并茂地把这里发生过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久而久之，忧国忧民的种子就在梁启超幼小的心里扎下了根。 dedecms.com
茶坑村有一座北帝庙，庙里珍藏着四十八幅水粉工笔古画，据说是明末清初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所绘，每幅画绘一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忠臣或孝子的故事，共有二十四位忠臣，二十四个孝子。这些画平时是藏而不露的，只有每年正月十五上元佳节，才悬挂出来，供人观赏。这时，梁维清就领着儿孙到庙里来观看，并指点着每一幅画，讲故事给他们听。每个月的农历初一，他还要带着儿孙到附近的祠堂、寺庙中瞻仰、祭拜。遇到家族里先人的忌日，他则素食，不饮酒，不食肉。他是个极普通的乡绅，他的功名顶多就是个秀才，他当然读过一些书，包括参加科考不得不读的《四书》，但是，他的家风、家教主要的并不来自儒家的书本，而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的经验和感受，以及当地民风民俗、文物遗存所构成的人文环境给予他的影响，还有就是流行于民间的社会主导思想和伦理观念的长期熏陶和浸染。这些最终构成了他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他的言传身教，他的人品情操，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梁启超说他“勤俭朴实，其行己也密，忠厚仁慈，其待人也周，其治家也严，而训子也谨，其课诸孙也详而明”。他和祖父一起生活了十九年，他的人格和事业，很多都得益于祖父的教诲和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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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禀赋以及儿童时代所受到的教育，得自其祖父之处固多，得自其父母之处亦不少。母亲是第一个教他识字的人，然而我们所知道的她对梁启超的教育，只有六岁时责打一事。据梁启超回忆，他六岁时，记不得因为什么，说了谎话。母亲发觉后，十分生气，把他叫到卧房，严加盘问。母亲本来是慈祥的，终日含笑，很疼爱自己的孩子，但这时却是一副盛怒的样子。她命令梁启超跪在地上，竟“力鞭十数”，同时警告伏在膝下的儿子，如果再说谎，将来只能做盗贼或乞丐。 织梦好，好织梦
他的父亲梁宝瑛，字莲涧，人称莲涧先生。虽然不曾博得半点功名，但他退居乡里，教书育人，也深得乡民的爱戴。当年，梁启超从护国前线回到上海，得知父亲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曾怀着悲痛心情写下《哀启》一文，其中讲到，他和几个兄弟、堂兄弟，从小就在父亲执教的私塾中读书，他的学业根底、立身根基，一丝一毫都来自父亲的教诲。在梁启超眼里，父亲是个不苟言笑、中规中矩的人，在孩子们面前，他总是显得十分严肃。作为父亲，他不仅督促儿子刻苦读书，还要求他参加一些田间劳动，言语举止也要谨守礼仪，如果违反了家风、家训，他决不姑息，一定严厉训诫。他对梁启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汝自视乃如常儿乎！”梁启超说，这句话他此生此世一直不敢忘。 内容来自dedecms
梁启超称赞他的父亲：“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故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於礼，恒情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儿子夸父亲，其间自然有情感在，但我们看他所讲述的梁宝瑛的“德业”，不能不赞许这个人的谦谦君子之风。他处处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自己，谨守父亲开创的家风，既在道德上严格自律，注重内在修养，又不忘社会责任，尽力为公众办事，就连梁启超的祖父都以儿子“能治乡事”而感到自豪。有几件事可以证明梁宝瑛“治乡事”的能力和他所遵循的原则。其一是改变村与村、族与族之间的械斗恶习。茶坑村与邻乡东甲村积怨三十年，一直得不到解决，经常发生械斗。起初，东甲人不大看得起茶坑人，以为茶坑穷，又没有获得科举功名的人。梁启超中举之后，闻名乡里，村里有人觉得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梁宝瑛却认为：“此和解之时非报复之时也。”他谦恭地带着儿子专程去拜访与茶坑有宿怨的东甲人，拜谒他们的宗祠，对村中的父老执弟子礼，让东甲人非常感动，多年的积怨、隔阂从此消除，双方成了友好的邻居。这件事甚至影响到本县其他乡，大家都为械斗而感到惭愧，纷纷请梁宝瑛去帮助调解。梁宝瑛亦不辞辛劳，乐此不疲。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新会各乡的械斗之风收敛了许多。就连附近的香山、新宁、开平、恩平、鹤山等县，如果有械斗发生，人们都会说，请茶坑的梁太公来调解吧。梁宝瑛则不问寒暑，不避风雨，自带干粮前去解救。所以，后来的几十年，“此数县械斗之风稍息”。 织梦好，好织梦
其二是治赌。当初，村里有很多人嗜赌成瘾，常在野外丛林中设密室，或在港湾河曲之处泊船，聚众赌博，风雨无阻。梁宝瑛则冒着风雨，踏着泥泞，追踪赌徒，晓以利害，甚至哭着劝说他们。寒夜的风霜雨露让他落下一身疾病，却也感化了许多人，他们洗心革面，几个村子竞相戒赌。后来，广东省的官员为了发展经济，鼓励赌博，只有茶坑是一片净土。因为，在他的管理下，赌具根本进不了茶坑。 dedecms.com
其三是清盗。他认为“赌为盗源”，现在茶坑既绝了赌，也就为清盗创造了条件。自办理乡政以来，他还组织村民成立了民团，以防止盗匪的侵扰。这些年来，不仅茶坑村没有发生过盗案，外面的强盗也不敢来此骚扰。所以，清乡的军吏这么些年都没有在茶坑留下过足迹。 copyright dedecms
这些都是梁宝瑛的“德业”。梁启超为此大为感叹：“孔子称仁者安仁，呜呼，吾先君子几近之矣。”他甚至设想，以他父亲治理一个乡的经验，扩而充之，管理一个国家，又如何呢？这倒不是梁启超狂妄，无论如何，在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中，原本就包含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关系，而治一乡与治一国，在儒家看来，也没有原则上的差别。如果说，梁宝瑛在治理乡政中体现了儒家“仁”的传统，那么，他的“齐家”则标榜“孝”的传统。梁启超讲了这样几件事： copyright dedecms
其一，梁启超的祖父晚年多病，作为儿子，梁宝瑛在病床前侍奉父亲近二十年。梁维清去世时七十四岁，他的大儿子先他四十年去世，二儿子也先他十六年去世。他自六十五岁以后更是卧床不起，全靠梁启超的父母日夜侍奉在身边。梁启超的母亲去世之后，最后几年，就是父亲一人承担了侍奉祖父的责任，吃喝拉撒都是他一个人打理，甚至不让其他子侄帮手；其二，对于两位寡嫂，他也谨遵儒家的教诲，恭恭敬敬地侍奉到老。大嫂的儿子，他视如亲子，培养成才；而侄子英年早逝，留下三个孩子，长子次子又相继死去，大嫂的眼睛亦不幸失明，为了能安慰寡嫂，排遣她的寂寞，他一直不肯离开家乡。他有同胞兄妹六人，只有三妹与他活了下来，而三妹丈亦不幸早逝，“故数十年兄妹相依为命，浃旬不见，则结轖不能自解”。父亲的“孝友睦慈”让梁启超赞叹不已，认为“其庸德实为人所莫能及”。和父亲相比，他痛责自己对“垂老之亲，生不克养，病不克侍，丧不克亲”，是“人伦道尽，何以自容”。由此我们看到，梁氏家风与家教之所以能够代代传承，其内在动力，就在于长辈的道德自省和自律。从梁维清到梁宝瑛夫妇，再到梁启超，都是儒家传统道德的忠实践行者，他们的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影响着他们的子孙。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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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几代人践行儒家道德，教育子孙，有一个侧重点，即前面提到的“宋明义理名节之教”，这是梁氏家风与家教的根基。梁家所在的新会，地处岭南，当时，清代学术以乾嘉汉学为主流，重镇在吴、皖两地，岭南偏于一隅，反而影响甚微。直到阮元任两广总督，创办学海堂，陆续才有陈澧（东塾）和朱次琦（九江）出现。然而，他们不像中原正统学者那样，自固壁垒，将宋明理学置于不议不论之列，专精于训诂考据，而是把“宋明义理名节之教”看得很重，主张“发先圣大道之本，举修己爱人之义，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在学术上，他们“大旨皆归于沟通汉宋”；在精神上，则相信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都能狷洁自好，并且以经世致用来纠正“为学术而学术”的偏颇。
诚然，清代学术史上的汉宋之争，对梁家父子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他们能以“宋明义理名节之教”教育后辈子孙，其实是另有其渊源。这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明代与王守仁（阳明）齐名的儒学大师陈献章（白沙）。他是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世称白沙先生。他的思想和治学精神深受宋代理学影响，尤其是陆九渊（象山）的“心学”，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主张教育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从自身的角度说，在于认识天命，激励节操，积极把握个人命运；从外部角度言之，就在于要将自己所学尽力服务于社会，报效于国家，所谓“内圣外王”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的后半生在家乡授徒讲学，过着隐居生活，曾有诗曰“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就是这种生活的写照。他固然没有王阳明那样显赫的名声，但弟子众多，尤其是新会及广东人士，多从其学，时人以新会学派称之。他去世后，新会建起了白沙祠、陈白沙读书处等场所纪念他，祀奉的香火长久以来从未间断过。明万历十三年（1585），朝廷规定以陈白沙从祀孔子庙，把他作为圣人来推崇，更强化了他在文人士子乃至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虽说明末清初之大学者无不以宋明理学为儒学之反动，尤其是陆王“心学”，更是空疏无用的同义语。但在岭南，陈白沙却依然受到乡人的尊崇，他的思想依然滋养着这里的学风和民风。清道、咸以降，以提倡一个“实”字而兴盛的清代学术主流，却也因终日“纷纭于不可究诘之名物制度”，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其为空也，与言心言性者相去几何”？而咸、同年间的社会动乱，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列强的入侵，终让一些先知先觉者意识到大乱将至，于是追根寻源，归咎于学者学非所用，或只知功名利禄，科举以求仕进；或闭户读书，钻故纸堆，不知天下大事。所以，他们要将知识分子，即学人士大夫请出书斋，承担起济世救民的社会责任，“宋明义理名节之教”遂成为造就至圣人格的必修课。这在岭南知识界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朱九江到康有为，再到梁启超，都有一种培养“圣人”的向往和冲动。此后，梁启超还将这种精英教育理念融入梁氏家风与家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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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白沙对梁启超的祖父、父亲也是有影响的，只不过，这种影响并不直接来自师承或书本。作为生活在新会的下层乡绅，他们推崇家乡的这位先贤，而他的思想和主张，多年来早已渗透在当地的民风乡俗之中，并在梁氏家风与家教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梁家教育子孙，固然离不开“学而优则仕”，离不开科举仕进，但其重点并不在于知识的灌输和功利的诉求，而是强调道德的内省和修养，强调淑身与济物、立志与做人，将“义理”和“名节”视为一个人立身的根本。这是从儒家传统教育中得来的经验：“记曰，少成若性。谓其耳目未杂，习气未入，质地莹洁，受教易易也。故《曲礼》《少仪》《弟子职》等篇，谨其洒扫应对，导以忠信笃敬，大抵熏陶其德性之事，十居八九焉。朱子曰，小学是做人的样子。陆子曰，虽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人而无教，则做人之道，尚不自知，虽谓之非人可矣。”然而，这种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并不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接受，恰如梁启超所说：“今中国小学未兴，出就外傅以后，其所以为教者，亦既猥陋灭裂，无所取材。若其髫龄嬉戏之时，习安房闼之中，不离阿保之手，耳目之间，所日与为缘者，舍床笫筐箧至猥极琐之事，概乎无所闻见。其上焉者，歆之以得科第，保禄利，诲之以嗣产业，长子孙，斯为至矣。故其长也，心中目中，以为天下之事，更无有大于此者。万方亿室，同病相怜，冥冥之中，遂以酿成今日营私趋利，苟且无耻，固陋蛮野之天下。” copyright dedecms
在这里，梁启超已经注意到儿童早期教育的缺失和不当所带来的危害，他希望能够恢复《礼记》中所记述的上古圣贤的教育理念，并切实贯彻到梁氏家风与家教中。然而，梁家的这种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至今仍有许多人不能理解，亦不认同，甚至认为流于空疏而失当，还有一点迂腐。一些追求思想自由的当代精英，更把儒家的礼教视为束缚人的精神枷锁，非铲除之而不能自安。有的朋友说，好奇心、想象力、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挑战精神，是二十一世纪人才的主要特征，也是检验所有教育方向的试金石。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很容易误导教育的方向，使得我们越来越远离教育的终极目标。现在的青少年，从幼教读到大学、硕士、博士，获得了很高的学位，拥有了很多的知识，也不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或批判挑战精神，为什么内心却变成了一片荒原，或者说荒漠化，从而丧失了做人的能力呢？有那么多高学历的人自杀或杀人，又是什么原因呢？对此，人们或归结为现代性所带来的生存意义的丧失，或归结为现代社会生存压力造成的心理失衡。其实，追根溯源，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我们早期教育有不当之处，身不立而心不正，只讲出人头地，只讲功成名就，只讲实现自我，只讲社会竞争。一句话，只讲狼性，不讲人性；只讲做事，不讲做人；只讲眼前，不讲长远，看上去是帮助孩子走向成功之路，实际上，是引导他们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回过头来再看梁启超，就会发现，它最终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人，其原因就在于梁氏家风与家教的有效，给他奠定了做人的坚实基础。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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