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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际，思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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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天涯》2015年第1期。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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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梁氏家风与家教的传承中，梁启超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既受益于祖父、父母的言传身教，又继承和丰富了这个家族的教育传统。生活在今天的人也许会怀疑它的有效性。毕竟，梁启超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中国还处在传统农业社会，或称前现代社会，与此相适应的道德理想只能是儒家伦理，梁维清、梁宝瑛们只能以此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因为历史还不曾向他们提供任何新的道德资源。但是，当梁启超面对他那些需要教育的子女时，中华大地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西风东渐，送来了新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固有的儒家伦理则被人贴上了“吃人”和“虚伪”的标签；另一方面，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日趋瓦解，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也向儒家伦理发出了挑战。 dedecms.com
梁启超以其对新民的思考以及对子女的教育，回应来自现实的挑战。在他心目中，“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也就是说，新的道德一定是中西兼顾的，是调和了“保守”和“进取”两种态度之后的结果。为了能使中西道德合二为一，造出一种新的伦理，他把道德区分为公德与私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事实上，传统儒家伦理也有类似的区分。孔子讲“仁”，就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然后归于一，也就是“仁”。最有代表性的是“颜渊问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又问，有什么具体要求呢？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个礼就指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应当遵守的规则，其中自然包括了社会等级秩序，即所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将忠孝节义与三纲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伦理规范。不过，这是后话。孔子时代主要的还是强调通过个人修养，使行为符合正当的道理。在这里，“克己”是“复礼”的前提，是“仁”得以实现的前提。所以说“为仁由己”，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都是讲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推己及人，来处理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便是儒家伦理的内外统一。此后，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从这里出发，开创了一个以个人人格修养为前提，建立王道政治的学说，所谓内圣外王是也；而孔子思想的另一个继承者荀子则认为，社会稳定需要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个人必须服从这个等级制度。他是讲“礼”的，以“礼”为中心，改变孔子的以“仁”为中心。他的道德不是来自个人的内在觉悟和修养，而是作为治国的重要手段，从而开了以德为法的先河。 copyright dedecms
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否认，儒家思想中最有价值的还是伦理道德。春秋以降，两千余年，儒家学者将伦理道德发挥得淋漓尽致，几无余蕴。但梁启超却认为，“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他进一步分析道，儒家伦理道德所要处理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纲五常，而三纲已如上述，五常（又称五伦）则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什么说这些都在私德范畴之内呢？梁启超的解释是这样的：“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也就是说，无论三纲还是五常，看上去是要处理个人与家族、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本质上还是个人尽其义务。西方也有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但它是从公共角度出发，强调伦理关系的平等，以及义务和权利的对应，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则不同，三纲不必说了，以“纲”来规定双方的关系，主次之分是显而易见的；即使说到五常，其中父子、兄弟、夫妇三组关系，可以归入西方家庭伦理的范畴，固不待言，而朋友关系归入西方社会伦理的范畴，已显得不伦不类，这是因为，“凡人对于社会之义务，决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绝迹不与人交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至于君臣关系，“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很显然，“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体无关也”。他质疑，难道不事王侯的逸民，就应该被排除在国家伦理之外吗？显然没有这个道理。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梁启超既把儒家伦理看得这样清楚透彻，那么，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很自然的，他便自觉地将中西道德熔于一炉，既能“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又能“採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所以，我们看他的教育理念，既有从祖父、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义理”和“名节”，强调内心修养、精神陶冶和人格磨炼，又有西方现代教育所提倡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尊重个性、公民责任等理念。他让我们看到了以人格教育为主的儒家伦理实现现代化转换的可能性，以及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美好前景。他教育九个儿女，不仅个个成才，而且都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和素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六
梁启超对九个儿女的教育，首先是基于父爱的教育。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一再表示，他对他们的爱是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这样的表白有很多，在他写给孩子们的信中随处可见。这是一种博大的爱，包容的爱。这种爱不仅惠及九个子女，也无私地给予女婿和儿媳。梁思成与林徽因成婚后，他在写给二人的信中按捺不住他的喜悦之情：“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有一次，他读了一整天的书，晚上又喝了点儿酒，就有些醉了，于是，“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吧”，便在信里和大女儿思顺聊起了家常，称赞女婿周希哲“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他是勤于给孩子写信的，也要求孩子经常写信给他。在他晚年，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都在国外，写信成为他关心孩子，与孩子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他一生写家信超过百万字，多数写于1920年以后。他事情很多，著作、讲学、办杂志、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很多信都是午夜之后写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个慈父爱子的拳拳之心。百忙之中，给孩子们写信，读孩子们的来信，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快乐和享受。
应该说，父母爱其子女是天经地义的，是人的天性使然，所谓舐犊之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这种爱通常容易异化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溺爱，孩子想怎样就怎样，要星星不能给月亮，培养出来的孩子多是逆子或废物；另一种是棍棒之下出孝子，恨铁不成钢，民间又有“打是疼，骂是爱”的说法。问题在于，用棍棒教育孩子，有成才的，也有不成才的，甚至有变得很邪恶的，说明棍棒通过皮肉传达给孩子的东西很复杂，很多时候是和父母的初衷相反的。近代以来，中国总是挨打，贫弱的原因一直深挖到家庭内部，以为传统的父子关系限制了孩子的发育和成长，于是人的能力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中国的落后大约就是如此造成的。所以，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鼓吹儿子造老子的反。鲁迅写过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据说就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用意原是很好的。他依据进化论，以为希望应在将来，故标榜幼者本位，要求做老子的先行解放了儿子，给儿子以自由。这种认识的流行，其目的自然是要解放子女的精神和身体，造就一代新人，却也很容易变成放任和纵容。如果说世俗的溺爱是在物质方面不加限制地满足孩子的所有要求，那么，这种怀有新见解的知识精英则把溺爱表现为在精神方面，在家庭教育、人格培养方面主动放弃责任。其结果，新的一代或许能够成为独立、自由的人，却也容易变成自私的人，不负责任的人，缺少家国情怀、人文情怀的人。为了孩子能“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鲁迅曾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理解，二是指导，三是解放。时至今日，做父母的恐怕很少有人是不肯理解和解放自己儿女的。但如何指导他们，“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却是个老大的难题。试想，父母威信扫地，在孩子们面前基本丧失了话语权，即教育子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完全归结为孩子的逆反心理是不对的，是社会在推卸责任），在这种情形之下，父母作为人生第一个老师的资格已然形同虚设，只能全部或部分地让度给片面重视知识灌输的所谓幼教。而家教传统既失，学校教育又在高考指挥棒的引领下不把人格培养作为终极目标，于是，所谓幼者本位发展到今天，便只剩下了子女对生活的享受，对权利的要求，没有人告诉他们、指导他们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义务，怎样为社会和家人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怎样报答父母和社会的养育之恩。鲁迅当时说过，他主张幼者本位，并非如攻击他的人所臆想，“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然而不幸的是，如今这种臆想在某些家庭中已经成为事实，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不知作何感想？ copyright dedecms
鲁迅所设想的改革家庭的方案，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是理想主义加革命精神，实行起来颇不容易。而且，为了打破所谓父权，把儿子和父亲想象成对立面，抽去父子关系中亲情的内容；把子女未来的成长与他们应该承担的对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对立起来，简单地归结为父子之间没有恩，只有爱。其实，恩与爱很难一分为二，判然两立，父母施恩于子女，其中并非没有天性的爱，这爱既深广而长久，终其一生，难说不是一种恩赐；子女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不能不表现为对父母的爱，孝敬父母就是爱父母，如果已经“恩断义绝”，爱又附丽于何处？可见，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以为动物“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倒是一种臆想和强加，动物未必认同，而人类在危急关头又何尝不是如此？即便他是个很有父权威严的父亲，如果看到他的“幼子”有性命之危，或关涉到“幼子”未来的前途，难道可以无动于衷，不挺身而出吗？这样说来，“抹杀了‘爱’，一味说‘恩’”的做法，的确“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近百年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陷入混乱，家教传统名存实亡，这种道德革命是要承担责任的。
七
梁启超是个慈父，也是个严父。他对待子女，既有关爱、呵护，为他们安排未来，提供建议和帮助，也有对人生的指导和要求。1920年代，女婿周希哲在加拿大任外交官，1926年，国共发动北伐，随着时局的变迁，北洋政府在财政上陷于困顿之中，作为妻子的梁思顺很为他们的生计前途担忧。这时，梁启超既没有放弃为希哲寻找新的出路，又一再写信告诫思顺，不要因为这点困难就着急发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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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儿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到没有办法时一卷起铺盖回国，现已打定这个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你小时候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点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及到长大以来，境遇未免太顺了。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炼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捧着的，你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档口做到“不改其乐”的工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 dedecms.com
这一番话让思顺颇受教，终于安下心来。思成是梁家的长子，梁启超对他的期待和关心自然更多一些。他一度对思成非常担忧，身体是一方面，更让他放心不下的，是思成的精神气象和性情。他在一封信中说道：“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为此他劝告思成，做学问不要专于某一门，“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接着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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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兴趣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什么叫苦口婆心？我以为，这总算是苦口婆心了。再来看看梁启超是如何对待儿子梁思忠的。在他的这些子女中，思忠的政治热情最高，他留学美国，甚至选择了学习政治。梁启超得知后写信表示：“思忠来信叙述入学后情形，我和你娘娘都极高兴。你既学政治，那么进什么团体是免不了的，我一切不干涉你，但愿意你十分谨慎，须几经考量后方可加入。在加入前先把情形告诉我，我也可以做你的顾问。”梁启超的这种态度，既尊重子女的选择，又不放弃引导、教育的责任，在今天也是很难得的。事实上，这时的梁启超是很为思忠感到担忧和不安的。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思忠在海外也热血沸腾，竟提出中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这使得梁启超在“万千心事中又增加一重心事”，他说，“我有好多天把这问题在我脑里盘旋”，毕竟，这是关系到儿子终身的一件大事。对于儿子要“改造环境，吃苦冒险”的精神，他首先给予充分的肯定，然后说：“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也许是基于这个理由，梁启超最初是同意儿子回国的，需要商量的只是回国以后去哪里。梁启超倾向于去白崇禧或李济深那里，而且已经派人去联系。但仅仅过去三个礼拜，梁启超的主张就完全改变了。他坦诚地向儿子说明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因为三个礼拜前情形不同，对他们还有相当的希望，觉得你到那边阅历一年总是好的。现在呢?对于白、李两人虽依然不绝望——假使你现在国内，也许我还相当的主张你去——但觉得老远跑回来一趟，太犯不着了。头一件，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拼，所为何来?第二件，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现在迥非前比。白崇禧军队算是极好的，到上海后纪律已大坏，人人都说远不如孙传芳军哩。跑进去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学得来。第三件，他们正火拼得起劲——李济琛在粤，一天内杀左派二千人，两湖那边杀右派也是一样的起劲——人人都有自危之心，你们跑进去立刻便卷在这种危险漩涡中。危险固然不必避，但须有目的才犯得着冒险。现这样不分皂白切葱一般杀人，死了真报不出账来。冒险总不是这种冒法。这是我近来对于你的行止变更主张的理由，也许你自己亦已经变更了。”梁启超对于儿子的冲动始终没有责备和埋怨，他说：“这也难怪。北京的智识阶级，从教授到学生，纷纷南下者，几个月以前不知若干百千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极狼狈，极失望而归了。”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不过，梁启超对于思忠仍放心不下，几天后又在给思顺的信中谈到思忠：“思忠呢，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以现在情形而论，大概不会学下流(我们家孩子断不至下流，大概总可放心)，只怕进锐退速，受不起打击。他所择的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即如他这次想回国，虽是一种极有志气的举动，我也很夸奖他，但是发动得太孟浪了。这种过度的热度，遇着冷水浇过来，就会抵不住。从前许多青年的堕落，都是如此。我对于这种志气，不愿高压，所以只把事业上的利害慢慢和他解释，不知他听了如何。这种教育方法，很是困难。一面不可以打断他的勇气，一面又不可以听他走错了路(走错了本来没什么要紧，聪明的人会回头另走，但修养工夫未够，也许便因挫折而堕落)。所以我对于他还有好几年未得放心，你要就近常常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
既尊重子女意愿，又不失时机地循循善诱，在女儿思庄求学这件事上，也体现着梁氏家教的这一特点。1925年，思庄和大姐思顺一起赴加拿大，当时她只有十六七岁，却一心想进大学。但由于不够资格，只能先读中学，一年后再考大学。年轻人满怀理想、心高气盛，最不能受到挫折，梁启超便写信告诫她：“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你若看见别的同学都入大学，便自己着急，那便是‘孩子气’了。”听说她英文不及格，梁启超还劝她“绝不要紧，万不可以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对于思庄的学业，梁启超也曾有所考虑，他一直希望思庄将来能做他的助手，为此，他曾建议思庄：“我想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不好吗？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你们学校若有这门的好教授，便留校，否则在美国选一个最好的学校转去，姊姊哥哥们当然会替你调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罢。”梁思庄最终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她坚持学习文学，后转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图书馆学。此后她成为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一生致力于西文编目的教学和研究。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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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梁启超对待儿女，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健康，更对他们的品性、为人、立身、处世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在他看来，教育就是教人学做人，而且是学做一个现代人。他讲到求知识与学做人的关系，曾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年轻人：“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如他所言做成一个人呢？他说：“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作‘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织梦好，好织梦
这里所讲的“三不”——不惑、不忧、不惧，是君子所应具有的德性，也是梁氏家风与家教的核心内容。他的教育理念，说到底，就是要养成每个孩子“三不”的能力。首先是“知者不惑”，他说：“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做到这几条，就可以说是“不惑”了。他还告诫年轻人：“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基于这种认识，他把子女的求学、求职都看得十分重要，认为是立身的根本。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几个孩子，从报考专业到在校学习，再到毕业后的职业选择，甚至成家以后的生计问题，他都亲力亲为，尽量为他们做出妥善安排，绝不敢掉以轻心。他要求孩子们，毕业之后，不说成名成家，至少得先要求在社会上自立，有自己的事业。他向孩子们传授治学的方法，强调要细密而踏实，不贪图虚名，也不急于求成。他希望思庄学生物，思庄不喜欢，他也不强求，反而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他主张做学问要讲一点“趣味主义”，其中就包括“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一种积极探求的精神和勇气。他告诉几个孩子，求学时心里不要总想着将来如何如何，他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曾国藩）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他把这点精神归纳为“无所为”三个字，认为这是“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如果事事“有所为”，比如读书就为了高考，高考就为了上个好大学，上大学就为了拿文凭，拿文凭就为了找个好工作，好工作就为了挣大钱，有了钱就为买房买车享受生活，一切就变得很无趣了。他不希望孩子把求学当作一块敲门砖，一旦门敲开了，砖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梁思成曾经问他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他以李白、杜甫和姚崇、宋璟为例，来说明有用无用的辩证关系：“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这就是说，人要有自知之明，人能自知，乃不惑之始。
接着说到“仁者不忧”。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一点，就是要在生活中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他最怕自己的孩子消极、气馁、悲观、忧郁，在一次写给思顺的信中，他谈到对思成的担忧：“我就怕因为徽音的境遇不好，把他牵动，忧伤憔悴是容易消磨人志气的(最怕是慢慢地磨)。即如目前因学费艰难，也足以磨人。但这是一时的现象，还不要紧，怕将来为日方长。我所忧虑者还不在物质上，全在精神上。我到底不深知徽音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狭的人，一定抵挡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你看不至如此吧！关于这一点，你要常常帮助着思成注意预防。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他有时也现身说法：“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功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他认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不忧”。《易·系辞上》称作“乐天知命”，对此，梁启超有过具体解释，他说：“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个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是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dedecms.com
这是梁启超对“仁者不忧”的看法，看上去很理想化，但也不是不可求。其途径除了儒家的克己求仁，还有墨家的勤俭寡欲、吃苦耐劳，以及老庄的虚无静观。总之是要磨炼自己的人格，使之成为一个真正健全的人。他常常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提醒他们：“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他教导孩子们说：“孟子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度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践责任，抑亦导汝曹脱险也。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这些既是他的人生感悟，也是他对孩子们的殷切希望和要求。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是在“不惑”、“不忧”上下过一番工夫的，那么，要做到“不惧”已非难事。但为保险起见，有时还需要一点意志力。“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很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也就勇不起来。
所以，还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力锤炼得坚强一点。他说，有两件事是必须要做的。头一件叫作心地光明，襟怀坦荡，恰如俗语所说：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用他的话说则是：“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第二件，则要练就抵御各种诱惑的本事，“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他看到，社会上有很多诱惑，而人又很容易为各种欲望所左右，于是说道：“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做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的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须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他因此时时提醒自己，并以此教育孩子们，一定要在磨炼意志上下一番工夫。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多次告诫他们：“切勿见猎心喜，吾家殆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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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个开明的父亲，也是一个高明的教育家，他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怀等诸多方面都高人一筹。他的家风与家教，也往往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写给孩子们的每一封信，都传递着他的体温，娓娓道来，透着坦诚、平和、真挚和暖意，种种人生道理就这样在“润物细无声”的诉说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观其一生，他就像一个辛勤的园丁，耕耘劳作，心血浇灌，最终结出了丰硕果实，九个子女，个个成才，而且继续把梁氏家风与家教传给了下一代。清华研究院的高才生谢国桢曾在梁家任教，他对梁氏的家风家教羡慕到极点，常和同学们说，要学先生，须从家庭学起。无论如何，梁启超的为父之道和家风家教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效法的。
解玺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梁启超传》《雅俗》等。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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